作者：PETER FONAGY，哲学博士，FBA

    让我从总结对心理现实（psychic reality）正常和反常体验的模式开始。临床和认知研究证据表明，我们对内部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觉知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发展性成就（Fonagy & Target, 1996; Target & Fonagy, 1996）。在儿童最初的心理现实体验中，心理状态（mental states）通常不于作为表象发生关联，之后，儿童才逐渐发展出对内部世界越来越复杂的看法。

    这些更复杂的看法，特征是具有心理化的能力，即可以设想有自身和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存在，并将这些同外部现实联系起来（但只是松散地联系）认识。儿童最初的心灵体验是：在内部状态和外部现实之间似乎有一个确切的对应。我们将这一模式称为“精神对等”，以强调，对幼儿来说，精神事件就力量、因果关系和含义而言等同于物质世界的事件。将内部和外部等同必然是双向的过程。幼儿会将表象与现实等同（它看起来怎样就是它怎样），而且受幻想歪曲的想法和感受会投射到外部现实，并受制于这歪曲的幻想却不能有任何觉察。

    或许因为想法和感受要体验为具体“真实的”会很可怕，幼儿发展了解释精神状态的另一种方式。在“假装模式(pretend mode)”中，儿童将感受和观点体验为完全表象的或象征性的，并且对外部世界没有意义。他的游戏没有形成内部和外部现实之间的桥梁。只有逐渐安全地接近一个能同时容纳儿童真假观点的依恋人物，这两个模式的整合才产生一个心理现实，在这样的心理现实中感受和观点既为内在的，也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安全感的背景和自体发展理论
   我们已经提到，心理化的出现深深镶嵌在儿童原始的客体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在同看护人的镜像关系（mirroring relationship）中。我们认为，婴儿只是逐渐认识到他有感受和想法，并慢慢对此加以识别。了解到他的内部体验由父母借助其表情和其它反应有意义地联系起来，这一变化出现了：体验的初级表象（primary representations）组织到这些心灵和身体状态的次级表象(secondary representations)中（Fonagy & Target, 1997）。情感体验是情感的心理化得以发展的最初萌芽，前提条件是：至少有一个连续而安全的依恋关系背景。
   

    不能关心孩子精神体验的父母剥夺了他用于自身切实感觉的基础(Fonagy & Target, 1985)。这是精神分析中一个通晓的观点（见Bion, 1962; McDougau, 1989, p. 169; Winnicott, 1956）。这一镜像功能的缺乏或歪曲可能产生一个内部体验在其中被拙劣代表的心理世界，因此一个极度渴望的需求产生，以找到容纳心灵体验和精神世界的替代方式。临床上这意味着，如果孩子没有接受可识别的且被修正过的情感状态表象，那么他（她）后来可能会在区分现实与幻想、物质与心理现实方面出现麻烦。这会将他限定在情感的工具性（操作性）而非信号（交流性）使用。暴力病人倾向于利用针对他们自己身体或与他人有关的躯体行为来表达处理想法和感受，对情感的工具性使用是一个关键因素。这样的躯体行为可能刚好牵涉自我损坏或针对他人攻击的多种方式（Fonagy, Moran, & Target, 1993; Fonagy & Target, 1995）。因为不能从内部感受自身，所以他们被迫从外部体验自身。

    我们知道创伤在暴力的心理发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Johnson, Cohen, Brown, Smailes, & Bernstein, 1999）。当受到一个依恋人物的侵犯时，我们认为创伤防碍了以上描述的发展过程。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可见于受严重虐待的儿童：

    a. 体验内部现实的精神对等模式持续存留；

    b. 倾向于持续转换到假装模式（分离）；

    c. 反映自体及其客体精神状态的部分缺陷。

    这些思维方式持续到成年，并在被激怒的暴力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我将就一个精神分析病例报告详述这些观点。我赶紧补充一点，我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推荐深入的治疗应该用到象我的病人那样的个体中。当然，我认为在寻求理解围绕我们周围可怕暴力问题的深层心理机制时，治疗突出了精神分析治疗作为一个重要观察工具的作用。

一个杀人犯的精神分析治疗
    亨利埃塔，一个年轻女人，求助于法医精神科医生同行作咨询。奇怪的是，给我的转诊介绍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法庭历史的内容，却描述重复的自杀企图，不稳定却强烈的关系，以及她的药物滥用。但此介绍未让我准备充分，因为这些偏执且近乎精神病、却其实分离的、带有幻觉和某种思维障碍的发作在我同她的工作中会这么引人注目。

    有两个事实让亨利埃塔的经历不寻常。第一，她是个杀人犯；不是她的内部客体，自体表象，思考和感受或她及其客体心灵其它部分的谋杀者（尽管她无疑对所有这一切感到内疚），而是她男朋友的谋杀凶手。她在一次剧烈争吵中刺伤他。她以自我防御以及刺伤是意外的为借口。她被指控为过失杀人，因为缓刑而被释放。在分析开始后大约四年，她对我坦白，那次刺伤其实不是意外。尽管不是预谋，却一定是故意的。她感觉被强烈而盲目的暴怒所推动。到那时治疗已进行了四年，我很熟悉亨利埃塔的暴力倾向和她恶意的爆发性暴怒发作。所以，我并没有为她泄露的真相而惊讶不已。

    第二个事实是她的虐待经历。她叙述自己第一次遭受酒鬼父亲的性虐待经历，之后在少女时被寄宿学校老师虐待。两次体验都包括性交。她的父亲也因为她多次行为不端至少一周打她一次，更严重的是，常因为她顶嘴至少一个月打她一次。在她开始治疗前不久父亲去世前，父亲对她的虐待一直是他们的秘密。同老师的关系是公开的，相关的那个男人被开除。
 

    为什么象亨利埃塔这样的人会来做治疗？她似乎从没有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关系。她说她想得到帮助，由于那些随着父亲去世而开始出现的恐怖梦境。她来做第一次访谈时情绪急切，要求一段简短咨询。她不知道我是分析师，访谈一段时间后她注意到沙发，说道：“那么，这是你和病人做爱的地方吗？”恐惧感溅泼我全身。没有直接对她杀气腾腾的侵入方式做出反应，我意识到在她对打击和伤害的需求背后的脆弱和强烈焦虑。为了让她放心，我说：“你一定觉得相当勇敢，敢来这里看我。”她继续用轻蔑的语调说：“你们精神病医生都虐待狂。这只是个权力的玩艺。”我不再对自己的反移情反应很确信，说道：“我觉得去破坏和辱骂关于治疗让你害怕的东西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对能应付我感到自信。”她突然停下来问我“治疗”是什么意思。

    她按时来参加会谈，坐在椅子上说她觉得心烦意乱，挑战性地看着我，不再进一步说下去。我说：“我不明白。你需要告诉我，此刻是什么让你心烦意乱。”她说她做了又一个关于父亲的梦，这让她很烦。在梦里，他要她把头放在他臀部，她不想这么做。她准备将一串描绘她父亲和她之间性生活的下流图像不停讲下去。我打断道：“我想你很心烦，是因为你害怕此刻我会让你把头埋在肮脏的思绪中。”她当即打住，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她很失落，她的母亲并不理解她不打算伤害任何人，那次死亡是个意外，她努力拯救他，给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却失败了，而现在我正设法杀死她。有语速的逐渐加快和情感的强化。最后在这间屋里我同一个显然很愤怒却主要受惊吓的人在一起。这些感受和什么有关不太清楚。她似乎受她自己或我的暴力所惊吓。她期望被一个激怒的嫉妒的客体杀害，或杀掉一个侵犯她的危险客体。我从这一冲突中走出，设法让她平静下来，说道：“看起来你似乎感觉受到一种恐惧的驱使，这种恐惧是：在这一暴力中你可能失去我。你觉得你不得不重复拯救我，给我注入活力只是为了让我为你自己活着。”她很安静。终于稍微更平静地回答说，她害怕做一个人。她情愿很空虚；当人们知道你是某个人时，他们只会攻击你。我说：“我同意。我想当你感觉空虚时，同我在一起你觉得更安全。如果你觉得你把我也倒空了，感觉甚至更安全。”她对我可能杀她的恐惧，以及对她可能有意或意外杀我的更大恐惧，凌驾于其它所有关注之上。

    这一简短的小插曲引起几个问题。我不想知道在这个时刻“心烦意乱”对亨利埃塔意味着什么。许多病人会意识到，他们的治疗师不打算知道什么让他们心烦意乱，但对于用精神对等模式工作的病人而言，治疗师已经知道她所知道的（或许比她做的更好），而且不需要被告知。在我干预后，亨利埃塔马上转入假装模式，开始谈论梦中图像。不同于和神经症病人在一起的情境，性幻想的探索对神经症病人来说可能是治疗性的，但对亨利埃塔这样的病人而言，阻断她退到她描绘的不真实东西里面似乎更重要。治疗师在这一情境中的任务是，在那个可能特别模糊的不真实图像内部，找到某种感觉真实的东西。因此我把重点放在她混乱的焦虑上，她由于不得不清楚谈论她的想法和感受而面临的焦虑。那在本质上引起病人更多不能容纳的焦虑。幻想突然变成真实：她转入一个精神对等模式，看起来几乎感觉她的生命处于危险。这一恐慌逐渐增强，直到另外某个人接纳它。某个人要被杀死。我认为，这种宣泄性爆发的目的不是一个想要被接纳的愿望，(当然)也不是要修通一个体验的愿望，而是对自我的倒空，在意识上感觉就象先发动一个即将来临的袭击。这样一个情境中，反移情反应常是治疗师一方的空虚感；这不是关于病人有意毁灭性袭击治疗师的想法（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一种努力，通过将双方还原到同样无思想的状态来缓解焦虑。

    亨利埃塔的想法没有感觉到被她的心灵占有，而是体验为几乎像是被说出来了，从而使得表面上真实。我们把这看成一个系列，内部体验等同于外部现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意识到，在我和她的谈话中常有第三方的存在：她脑袋里面的声音，她感觉是她但同时又不是她的某个人，她时常分离状态的一个异己方面。她的想法似乎拥有难以完全欣赏的实在和直观。短暂的观点或图像被体验为无实体的声音，有时友好，却通常是困扰和恶意的。但明显不同于分裂症病人的幻觉，她的思想也不被感觉为来自她自己的心灵。她在这些时刻的言语化是对她“听到的”内容的反应，它们差不多是对她和我对话的反应。这对我在移情中的工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挑战。我终于开始更直接处理这一声音。
    例如，在一次会谈中她很心烦，把头埋在枕头里开始激烈哭诉：“我如此困惑。我感觉这么糟糕。我被告知我很好，却感觉无助。请告诉我出什么问题了。”我带着进入她精神世界的意图回答，但与此同时，我打算插入分析师的声音作为另一个最终能成为治疗性的观点。“你觉得因为我请你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来这儿谈50分钟，所以我可能不能理解你的需要真正是什么。我想在你的头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你‘你很好’。有时它听起来象我的声音。”她平静下来一点，而后似乎同我接触会产生过敏反应一般。她突然说，仿佛未意识到这些矛盾：“我不需要帮助。我很好。我病了。我想呕吐。”然后有一个停顿，“当人们太亲密时我想呕吐。你被接收了。你必须理解我。你不理解我。你理解我吗？”为了努力识别焦虑的来源，我说道：“你对我所理解的感到害怕。我不得不丢掉你，这一定是那么令人作呕的。”她仍然哭泣着说：“它是性。它那么不对。我这么害怕你会误解。我正这么努力设法让一些事此刻发生。”我认为，她对性的提及是一种防御，目的是让我们从她焦虑的直接来源移开，便说：“你希望某些好事此时发生，但也很害怕，因为你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你，通过困扰和让我误解来毁掉那些好事。”

    在早先的这些年里我不得不坚持的理解是，她渴望一切会赋予她的心理混乱秩序感的东西，同时她拼命为任何想法的真相而挣扎，不是因为其特殊内容，而是因为两人心灵的亲密所产生的无法忍受的呕吐。有一些对真实的感受和观点感到令人作呕和厌恶的东西；还有对交流和反思的憎恶。她设法否认对她自身和我的精神状态进行设想的能力，给她留下的是呆板而粗略的表象。

    治疗是一个猥亵的诱惑，因为对精神状态的思考是个过分亲密的行为，体验为客体闯入一个太小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容纳它。她在适应创伤的同时，否认对她自身和其他所有对她亲近的人所拥有的感受和意图。分享心理现实、象征性思维的初级通道受阻。移情不能作为一种‘as if’体验来谈论；在这一阶段，或许我需要部分在精神对等的参照框架内部工作，尽管对于同某个其思想可怕、激烈而混乱的人进入到那一参照框架里面，我有着强烈的反移情阻抗。我的任务是制造使其内部表象安全的能力。这是父母需要对幼儿做的事，可是要认同一个暴力而未受控制的成人的看法，这比认同一个儿童，哪怕是有类似暴力感受的儿童更危险，更加烦人多了。

    理论上，当儿童处在精神对等模式中，父母接受儿童的体验，极少直接与之对抗，而是与此同时表现出一种（行为），暗示着父母不具有同样的体验。（比如）幼儿可能过于害怕而不能睡觉，因为挂在门后面的袍子看起来似乎是个等他闭上眼就会跳出来的男人。那时孩子（将这个男人）体验为真实的，而且恐惧感相应有强制性。父母不是简单告诉孩子说，袍子不是一个男人，或吓得要命是很可笑的，而是将袍子移开，那么这种方式就能够识别出令人恐惧的看法的现实，且不用表现出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沟通的安全。于是父母引入一个不同的看法，既进入也提供远离孩子知觉的可能性。这类似于通过和儿童玩耍和扮演而引入另一种看法，但却是在一个‘真’模式中。

    这就是治疗师同暴力病人一起做的事。我尊重她对于亲密感到恐惧的现实，这么做也引入了一个新的看法，即，这是一个信念而非现实。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的革新。这是心理治疗师做的极其平常的事情。

    在亨利埃塔的谈话中情感很强烈。恐惧和痛苦是真实的：一种仅仅由她倒空心灵所有内容的愿望来协调的、对理解的极度渴望。反移情充满不适和混乱。她危险地行动，用习惯性带走她的生命相威胁，并进入同朋友和陌生人的激烈争吵，让我感觉到对那些人是有罪的。她威胁要对我的玩忽职守提起诉讼，以此吓唬我，给我一封她为我所在专业协会起草的控诉信，其中我的“无能”得到详细记录：约定的任何改变，取消，迟到，时间的混乱，名字的错记——都全部列出来并注明日期。我因为说话而受到批评，然后又因为安静而受到嘲笑。在其它时候我被感觉为她的救星。她心理现实的流动性意味着大部分时间我不能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我超出基本的努力去欣赏她的心理现实暴露给我的东西，然后试图交流对她的那一了解。当然在其它时候她相当分离，陷入毫无意义的沉默。或许假装模式的重新出现是分离作为一个现象的关键部分，非常年幼的儿童用这一模式进入一个分离的心理世界，不能同时保持同普通现实的接触。

异己的自体
    现在我想更明确地谈论与心理现实有关的概念：自体感（sense of self）的概念。暴力病人缺乏稳定的自体感，这是一个重要的难点。精神状态的象征性表象可看成身份感（sense of identity）的基本前提。病人缺乏建立在内化的自体状态表象基础上的、真实而有系统的自体意象。这样一个自体意象的缺乏或薄弱给儿童，而后是成人留下一直未命名的混乱情感。这会产生对意义的绝望，以及从他人那里接受反省、不在儿童自身体验内部描绘任何东西的愿望。这将导致对父母状态表象的内化，而不是可利用的儿童自身体验版本的内化。这在自体内部制造出我们所称的异己体验，也就是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观点或感受得到体验。异己自体的毁灭只能借助自体一致感或同一性，自体一致感或同一性需要强烈而持久的投射才能得以恢复。临床上投射不是由内疚激发，而是由重建自体体验连续性的需求所推动。

    让我用另一个例子阐述这一点。同亨利埃塔在一起，梦就象在一个冷酷沙漠中的小绿洲，沙漠是由几乎会破坏思考可能性的规定和控制组成的。梦生动而有变化，可我渐渐注意到一个一贯的主题。在别的某个东西里面总有着什么东西——里面的东西绝对是附属的——几乎是寄生的——依靠着外面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关于蜥蜴的梦，一只苍蝇在蜥蜴胃里嗡嗡叫。另一个梦是关于有一个庭院的摩天大楼，庭院带有半独立式的（小）房子，小房子有自己的小院子。她有一个特别不愉快的反复出现的梦：一只甲虫制造了正在她脑子里生长的幼虫。

    亨利埃塔呈现了一个包含着自体的自身的经验性内部世界。我开始将她的问题理解为一个被歪曲的自体表象，通过在其内部容纳他人的表象而受到歪曲。当母亲的反省功能至少部分让幼儿失望时，他人表象会在幼儿早期被内化。设法在母亲的心灵中找到自身的幼儿可能会找到替代母亲，如同温尼科特（1967, p. 32）精确提出的那样。母亲的形象会占领自体。

    母性非应答反应的残余（Tronick & Gianino, 1986），这一异己他人可能存在于我们全部自体表象的萌芽形式。之后当创伤使这一异己他人成为一部分防御策略时，它便盛行起来：在力图恢复控制感中认同虐待者的心灵状态。一旦虐待给自体内部的异己他人赋予形式和形态，异己他人就可能因反省功能的缺乏而暴露。一般说来，没有植根于内化的自体状态镜象的自体表象部分，仍借助心理化能力整合到单一而连贯的自体结构中。这一过程在前意识起作用，给人们生活、行动和对自身的感觉赋予一致性和心理意义。亨利埃塔没有能力理解在她自体表象内部嗡嗡叫的苍蝇的体验，也没有能力替换成她所体验的、就象她脑中幼虫一样已经在那儿的感受和想法。亨利埃塔借着对这一特性的解释对她自己的了解微乎其微，尽管我交流的精神语言强化和提高了她的反省能力，唯一的路径是通向自体整合的修复。

    让我用详细阐述亨利埃塔生活中两个不寻常的‘事实’来阐明我的意思。首先，她有过被虐待的体验。她的母亲自己可能是个“幸存者”，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有长时期的产后抑郁，那时亨利埃塔2岁。她的母亲几乎全然从亨利埃塔和她父亲的生活中退出，最终离开了家庭。这可能加剧了父亲相当多的药物依赖问题，并从对女儿最初的拥抱开始就寻找安慰，然后摩擦，最后用阴茎插入她的阴道然后肛门。我推测这发生在她大约7岁时，持续至少4年。亨利埃塔记起，她起初乐意接受父亲的注意（甚至鼓励他），渐渐地，当“疼痛”开始时，她的大脑处于空白，这帮助她父亲进入她体内。她叙述说，她把自己想象为了无生气的一个玩偶。这一描述的本质部分是：缺乏精神状态到自体和其它表象的归属。抑制她的心理化因而制造出一个分离状态，这个策略至关重要。她不可能理解，她的父亲是如何企图将她作为从喜爱行为产生出来的部分来伤害她的。对精神状态的否认是一种适应。这使她远离一个关于脆弱儿童的具有真正恶毒观点的心灵。由于她厌恶自己和他的精神状态，她被迫求助于自体内部的非反射结构——异己的他人。

    异己的他人不完全是创伤的产物。它是一个用以替代自体的内化的婴儿结构，尽管也是自体的一部分。亨利埃塔的母亲不能满足她的婴儿的基本需求：理解痛苦和新生儿的意识状态。一般而言，母亲映象的内化变成了心理自体表象的核心。亨利埃塔年幼时受忽视或者不被承认，内化了作为她痛苦状态表象的一个不在场或空洞的形象。不足为奇的是，正是这一状态在诱惑的急性痛苦时刻被重新激活。毫不奇怪，因为它也是一个感觉未被承认的体验。思考暂时抛开，自体-他人的界限被破坏，虐待她的父亲的冷酷，借助一个可能关系到受害者与攻击者认同的机制，内化到异己的自体表象中。这样，自体的异己部分充满痛苦和空虚。她11岁之后在寄宿学校的虐待经历只是强化了这一深度病理性的自体结构。在和异常大的他人的关系中，她真实或可称为与生俱来的自体被体验为极其微小（摩天大楼后花园的小房子）。不过她也觉得自己是个异常大的蜥蜴，因为这个“他人”也是她的自体。

    找到他人作为其自体表象中这一充满痛苦部分的媒介，变成了一个生和死的问题。她的自体一致性体验取决于找到某个愿意折磨她的人。老师或许是第一个。一排严重的施虐-受虐关系证实了“他一定不是最后一个”这一事实。移情是活生生的例子。同自体-他人关系方面在其中被外化的移情-反移情的“角色-应答”模式（Joseph, 1985; Sandler, 1976）形成对比，自体-自体移情发展起来，治疗师成为对亨利埃塔自体表象异己方面的一个临时家园。这些例子由于两个原因很普遍。

其一，我们已经看到，借助心理化，自体异己方面的正常结合没有出现，因此自体表象方面更可能外化。

    但甚至更关键的是，一旦这些体验产生，它们其实对这些个体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们以精神对等模式得到体验。

    到第4年，她的治疗开始呈现悲剧性，戏剧性爆发减少了。她正活得稍微更好些，但谈话借助苦涩的表达渐渐得到控制。对她父亲的憎恨开始出现，连同对我真实的深切厌恶。现在移情可能变得性欲化，有时当她对我愤怒时，她要求我骚扰她。她在一个周四晚上到来，叙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容许她自己被“一个老朋友”利用和虐待，这个“老朋友”按照他的需求和指示有规律地看她。我的心灵充满古怪和荒谬的联想。我说我猜想，由于某种原因，去感觉她能通过刺激或困扰我来控制我这一点特别重要，而且我猜想，她在和她“老朋友”的关系中也感受到同样重要的控制感。

    她回答说她不打算告诉我，但是她做了一个关于我的梦，在梦里我把我的阴茎给她，暗示她应将其放入口中。她对此感到厌恶因为它又脏又臭。她很害怕，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服从，我将会打她。她停下来，等着我说点什么。我仍然沉默着。她说她觉得我可能特别干净，因为我总是穿熨好的白衬衫。在梦里我的衬衫却是深红色的。她特别平静地补充说红色是愤怒的颜色。

    我说我非常理解对她来讲感觉到她在控制之下是多么重要，因为她害怕我会因她曾同她朋友所做的事对她生气和愤怒。梦就象一个礼物——一个满足——因为她不能真正忍受我把她看得很糟糕。假如她觉得我会，我死了差不多更好一些。我补充道，红色也是血液的颜色。

    她的身体颤抖起来，仿佛一股电流通过全身。“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得不杀他的原因。”她说，“我不能忍受他认为我令人厌恶。”在那次会谈和随后其它许多会谈中展开的故事是个悲剧。她习惯性容许自己被男友虐待。通常她不知何故感觉被这一经历“净化”，尤其是被他关于她自身行为的羞耻感。但这次她在他眼睛里看到了轻蔑。她不能忍受这一点。她尖叫着对他喊。他嘲笑并蔑视她。她拿起小刀，当他走向她，仍然嘲弄和讥笑她时，她刺伤他。与此同时她希望已杀死了对她自体表象的威胁，她的自我憎恨和羞辱。

    我和亨利埃塔的工作现在结束了。根据结构和症状标准她都有了极大改善——然而直到治疗结束，恐惧和绝望从来都不遥远。我时常对亨利埃塔觉得感激，感觉她比其他许多病人教给我更多关于暴力、边缘机能和潜意识的知识。

对谋杀暴力的一点理解
    至少有三个关键过程将暴力同心理化的重大失败联系起来。

    第一，个体未建立很好的、只有对心理状态的意识才能提供的身份感（sense of their own identity）时，容易感觉到他们对自身行为不负有责任，因为在人所特有的将目的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制造力量感的能力上，他们确实有缺陷。对于要产生的这样一个力量感，在婴儿期和后来必定一直存在依恋人物来察觉婴儿的意图，并帮助躯体上相对无能力的个体完成部分行动，以便行动对环境的影响能完成一个因果循环，并借助行动产生的影响将行动和事先意图联系起来。力量感就是这样形成的。亨利埃塔感觉不到，她的思想、感受和信念以及行动都在某个水平不可避免地发生关联。这增加了她对不能拥有的东西实施暴力和自我伤害行为的危险。

    第二，心理化能力在预测针对另一人行动的心理后果时至关重要。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亨利埃塔不可能指望知道其他人会如何感受，或可能情愿从她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把这些知识拿走。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选择性的丧失，尤其适用于依恋关系，制造出这些冷淡的肉体接触，而非洋溢着感受和想法的两人聚在一起。

    第三，心理化的局限引起表象系统内部一定的流动性，尤其在和心理状态的关系中。感受或想法不被体验为真实或有意义，它们容易改变，能够抛弃，或许可观察到的结果是心理化镜象的分离状态。亨利埃塔同自己体验到的太痛苦的观点和感受分离，解放她的心灵以实施行动，这些行动通常和强烈的痛苦或疼痛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过程中分离对她而言十分重要。她有非凡的自私自利能力，将她自己和其他人不可接受的行为重新解释为可接受的行为。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引起谋杀，但所有因素都是实施暴力行动的基本前提。

    因此是什么将心理化的失败变成了暴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在亨利埃塔的治疗过程中，治疗所揭示的紊乱的表象结构。在亨利埃塔的自体中有一个他人。也许最初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虚状态，一个在她婴儿时期努力表现自体状态时，所内化的抑郁而反应迟钝的他人。或许由她投射的婴儿暴怒产生，或许后来在她被虐待的过程中发展，这一异己自体渐渐容纳她的暴怒、憎恨和恐惧感，以及在她看来是可怕的和难以处理的客体形象。在成年，她紊乱的自体表象表现为对于控制他人的势不可挡的需要。她重复建立一种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伴侣充当她无法忍受的自体状态的媒介。她也将紊乱的自体表象外化到身体内部，希望毁灭或操纵其他人毁灭它，潜意识地希望用这一毁灭达到持久的自体一致性状态。

    她求助于暴力来毁灭一个精神状态，一个是她的但与此同时又不是她的精神状态。她希望否认它却感觉不到对它的控制，谋杀行动是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在谋杀的那一刻，她的客体从感到她的羞耻，转变到让她感到可耻，一种她不顾一切否认的感觉。她感受到一种恐惧：自体的一致性会因为被外化内容的返回而遭受破坏。暴力行动履行着双重功能。首先是潜意识的希望，这一希望借助它的戏剧性毁灭会永远消失。察觉到她的受害者眼中的恐惧，她奇怪地感到安心。但她制造的恐惧也帮她再现和重新体验客体内部的异己自体。

    心理化能力的缺乏暴露异己的自体，如同它制造异己的自体一样。它也表现出一种思维模式，在其中感受和想法感觉真实且只有一个现实版本是可能的。男友的情感影响不能通过心理化的媒介得到重新解释。她将外部和内部等同的心理现实初级体验使她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物，真正威胁到她“自体”的毁灭。羞辱感袭击自体，精神对等使其成为一个生或死的遭遇。随之发生的是一个绝对不缺少移情的激怒而持久的施虐行动。这似乎是本质的：她看到他的反应，以及在那个反应里面她会另外不得不体验作为她自身部分的东西。他的挣扎、流血和受苦是这一体验至关重要的特征。她的暴怒一点也不“盲目”。她觉得不可忍受的情感状态和发作，和她归因于受害者的情绪之间有着微妙而特殊的联系。在这一刻有主观上的合并，一种我认为近来成为有人际取向分析师的关注焦点的体验。

    对亨利埃塔的行动感到同情是困难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给出她在精神对等模式中的羞耻现实，我们可以说她杀死了自体防御。暴力是一个防御，防御她在心理对等模式中体验到的羞辱和羞耻所制造的毁灭性事实。除了暴力，她没有资源保护由她受损的心理化能力决定性削弱的自体表象。在谋杀的一刻，亨利埃塔感觉有活力，感觉一致和真实，感受不到致死的拒绝、侮辱和嘲弄，一时再次感受重要的自尊。表面上她的行为可理解为宣泄性，但我认为平衡的恢复与其说需要驱力的释放，倒不如说需要内部完形的获得，内心和平的产生和一种不寻常的宁静。

    我没有时间描述跟随这些观点而来的治疗行为模式。经典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解释几乎不起作用。对病人的精神状态每时每刻的改变给予澄清，是治疗目标。规定不能解释，因为除了希望在治疗师那里制造一个特殊状态之外，它们并没有象征意义。目的在于心理化的修复。对治疗师而言，仅仅对于病人当时在那一刻的感受作出详细描述就足够了。治疗师应在他的一部分心灵中保留病人的精神状态，让病人能察觉到他的理解，尽管他也必须接受那些同时发生的众多投射过程（Target & Fonagy, 1996）。

    这种双重功能不容易，但我们相信病人的解救方法在这一功能内部。心理治疗促使病人转化心理模式，从一个将内部世界体验为推动内部和外部等同的非反射模式，逐渐转化到一个用更多慎重和尊敬处理内部世界的模式，独立并在性质上不同于物质现实（Target & Fonagy, 1996）。治疗师对精神状态关注的内化强化了病人针对自身体验类似关注的能力。对心灵的尊重产生对自体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最终对人类群落的尊重。正是这一尊重推动和构成了对暴力病人的治疗性努力，并用最大的透明度证实了我们的心理学遗产。

                                                                                       张宜宏

                                                                             2004年8月译于武汉

                                                                           2013年7月修改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