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模块研究入组的各位作者各有特点，从研究数量上来说，Tansey & Burke是最少的，仅仅有13篇文献，而且和“投射性认同”直接相关的，仅仅是一本书，两篇论文而已，但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说，Tansey & Burke是最高的，可以和Kernberg媲美。

凭着“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他们专门研究共情、反移情、投射认同，提出了共情断裂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彻底打破了精神分析界一个故老相传的神话——共情不可教授。

通过对投射性认同的三个阶段——接收期，内心处理期，沟通期——进行局部解剖式的分析，他们完整地回答了如何在投射认同的过程中避免共情断裂，达到共情沟通。

下面详细介绍他们的成果。

他们的研究起源于从1978年开始的Tansey & Burke参加的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学院的精神分析师培训，在Merton Gill领导的案例讨论会上，组员们由于感觉到讨论会有帮助且气氛安全，故开始不断地呈报困难案例，并讨论自己的反移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明确地提出，所谓“困难案例“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反移情。

“困难通常都在于某种反转移关系的困扰。因而产生了像不舒服、自我怀疑，以及丧失整体观点这样的感觉。治疗师在团体的洞识和支持之下，经常能够辨识和认知对个案不舒服的想法、感受和冲动。几次以后，显然，混乱的反转移关系反应以某种方式产生，这不仅是因治疗师的个人问题，且受到个案的影响。对个案影响的本质、来源和意义之瞭解，必然被证明对治疗过程极有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反移情的困难，Tansey & Burke在随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继续对此研究。他们发现，在精神分析界的历史文献和临床实践中，以下问题是没有被解决的——

“个案如何能从治疗师引出与个案自己如此接近的平行或互补经验状态?挣扎于反转移关系的治疗师，能够藉以使自己从个人经验强度（不管这经验可能是愉快或不愉快的）解脱出来的具体步骤是什么？治疗师让自己解脱出来后，如何使用这经验而进一步了解个案？治疗师要如何判定，就自己的 反转移关系反应而言，他个人的因素和病人对他的影响各占多少程度？最后，治疗师如何在基于了解自己之反转移关系上，决定干预的内容和时机？揭露反转移关系在什么时候有用?又在什么时候没有用？”

那么他们的研究就是力图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除了1985年的两篇文章外，主要就集中体现在他们1989年的书籍《 Understanding Countertransference: From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to Empathy》之中。

这个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共情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可以被训练，

“共情过程的去神秘化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认为共情的能力如同人的智力、音乐及运动的能力一般，是遗传和生活经验，尤其是个人早期经验，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强烈支持目前普遍认同的看法，即个人分析或心理治疗于强化内在神入敏感度方面，有重大的价值。且所有这些因素并不妨碍在神入能力发展上的各种训练和指导。我们将描述各种神入过程的要素，并希望因此可以多让读者有机会，了解有关这种神秘现象在我们个人里面运作的种种情形。”

对共情过程的研究，让他们把共情、反移情和投射性认同这三个临床概念串了起来，他们发现，反移情是一种潜在的、有用的工具，可以用于了解个案，（即反移情便是共情产生的基本工具），如果对反移情了解不足，对投射性认同和共情的关系了解不足，这是造成临床困难情境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发现，“当个案投身于投射性认同时，也总是治疗师有可能获得共情结果之时，姑且不论这样的结果最后是否真的会实现。”

首先他们对研究涉及的三大主要概念“反移情”，“共情”和“投射性认同”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概念研究。

在反移情研究方面，他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致性反认同和互补性反认同都是分析师的尝试性认同，都具有导向共情的潜力。而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致性认同才可能导向共情。

而且他们在自己独立得出这一结论后，并没有就此占为己有，而是回顾文献，发现了分析师Deutsch在1926年也曾经提出过类似观点，并对前人的这一发现给予肯定。

但是，他们的概念研究方面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以下不足：

1. 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文献评价标准和作者入组的标准，所以让人看起来并不知道何以很多作者入选，在评价作者的时候也缺乏明确的方向；

2. 虽然他们能够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评价某些作者，如明确指出Freud在生涯早期、中期和后期的反移情观点。但是这种历史研究模式没有应用到其它作者。而这是精神分析概念研究中很重要的步骤。

3. 他们把“反移情”、“共情”、“投射性认同”三个概念混在一起研究，而实际上，应该分开进行概念研究。然后在综合三个概念的联系。

虽然如此，Tansey & Burke还是专门花了一个章节，试图对其研究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给予明确定义，这几个概念的是：反移情，投射性认同，内摄性认同，互动的内摄物，共情过程与互补认同。

对于反移情，他们采取的是总体学派的定义，即认为反移情是“面对个案时，治疗师的全部反应，包含意识及潜意识二部分。”治疗师把反移情当做治疗的重要工具来使用，他们同时界定了反移情这一术语包含了投射性认同，内摄性认同以及共情等术语。

投射性认同的概念，他们综合了几位主要Malin & Grotstein , Ogden 和Sandler等几位主要定义者的概念。他们同样认为投射性认同是一种提高自我整合能力的机制，具有沟通、防御和适应这三大功能。而和Klein学派截然不同的是，他们坚定地拥护投射性认同的双元观点，即投射性认同只存在于双元或更多的人际关系中，“投射性认同虽然具有精神内在的特色，它仍代表了一种互动的现象，投射者借着真实的影响，潜意识地在另一个个体中引出思想、情感和经验，而这些思想、情感和经验颇类似于投射者自己的。”而且提出投射是一个单元的，个体内部发生的过程，和投射性认同不同。并提出“在投射性认同中，投射者可能会在治疗师身上激起一种经验状态，这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会与投射者当刻的自体经验变得一致或互补。”。

他们明确地指出，在Ogden的1982年投射性认同的概念中，把内摄性认同也包含了进去。虽然他们认为没有治疗师这边的内摄性认同，投射性认同就不会成功发生，而他们认为应该把此概念分离出来。

在论述内摄性认同之时，他们引用了Kernberg1976年的理论，即认为内化过程包括内摄、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三个阶段，而内摄的内容包括了三个要素：自体表像，客体表像和联系两者的情感。

但是显然Tansey & Burke 的研究并没有持续性，后来Kernberg的研究发展成熟为移情聚焦治疗之后，自体-客体关系配对表等成果并没有被持续整合，而Kernberg那边也对Tansy & Burke的研究几乎是完全忽略。

对于内摄性认同，他们的定义是比较明确的：

“内摄性认同是附属于与个案互动的认同经验。它是精神内在的反应（认同个案的内摄物），有赖于个案的投射性认同所形成的互动压力。换句话说，内摄性认同虽涉及了认同某些内摄物，但只有在反应与某一客体的互动时才是如此。在正常的发展顺序中，当内射物已建立时，不论重要客体是否在场，对内摄物的认同皆可以发生。而内摄性认同只会发生在客体在场时，并且只发生在对从客体而来的投射性认同有所反应时。”

（作者注：在内摄性认同研究方面，Jill Scharff是迄今为止最深入的研究，但是Scharff的研究在他们之后发表，故没有得到纳入，本作者的研究中没有抽取Scharff等研究，主要是因为篇幅和时间所限只准备重点研究研究质量、历史意义和相关性最高的几位人物。Scharff的研究实际上在这几方面紧随这几位入组的理论家，在后续的研究中，会逐渐补上.)

然后他们提出了第三个概念，叫做“互动的内摄物( Interactional Introject )”

“我们将治疗师对每一个别的个案之治疗过程的内摄物，称为互动的内摄物。这个互动的内摄物有两种成分：一个自体表象和一个客体表象。”

他们甚至用一个图举例表征了这种互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实际上和TFP中的自体-客体关系配对表类似，而且也没有后者更具有操作性。

然后，他们重点定义了共情这一术语，在简略总结了精神分析历史上从1910年代到1960年代各位理论家对共情的定义后，他们部份赞同历史上精神分析师们对共情的定义，即共情是一种对他人当下心理状态的共享和理解的内在体验，共情包括两个成份：1）尝试性认同，2）治疗师的工作自我能够在体验病人心态和观察、思考病人心态之间摆动。但是他们认为历史上其它分析师对共情的概念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其它人过度地强调了一致性认同，而认为互补性认同不是共情。而Tansey & Burke的观点是，首先，互补性认同也是共情必不可少的成份，而且共情的结果关键在于治疗师能够成功地加工处理互补性认同。It is our contention that the potential for an empathic outcome also lies in the successful processing of complementary identifications.其次，一致性认同也不见得就必然导致认同。

因为他们提出，共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认同，这个过程就是他们后面提出的三阶段九步骤过程，（后文会阐述是四阶段十步骤），这个过程如果顺利的话，治疗师能够成功处理认同，并且导致对病人体验的情感性知晓。Empathy is the optimal outcome that results from the successful processing of an identification and leads to emotional knowledge of the patients experience. Empathy is a process, not just an identification.在此过程中，治疗师的互补性认同能够被转化为一致性认同。

那么，共情和投射性认同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们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共情总是开始于投射性认同，而治疗师处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总是有共情的可能性存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界定自己的概念定义后，Tansey & Burke 阐述了他们三阶段九步骤的从投射性认同到共情的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接收期（Reception）

接收期指治疗师接收到沟通的信号，于是遵照病人的影响做出反应。它分为三个亚期，治疗师需要在每个亚期尽可能完全地接收和体验到由患者的投射-认同激发的自我表象的各个成分。这个期共情断裂将会直接让治疗师无法进入下一个期。

接收期分为三个步骤，分别是：亚期1 mental set 心理设定；亚期2 interactional pressure 互动压力；亚期3 identification-signal affect 认同识别信号性情感

亚期1：心理设定亚期（Mental Set）

这个亚期开始了共情过程。心理设定是指，在开始和某位患者治疗会面前，治疗师的精神活动。

他们认为，这时候治疗师的心灵需要能够摆脱回忆和欲望的影响，不让外界的事件形成的先入之见带入治疗室，能够很好地集中注意力于治疗的相互关系。(Bion,1967)而且这种注意力状态是弗洛伊德说的“均匀悬浮注意”，分析师不会引导其注意指向任何特定的内容。

后文中本文作者会指出，这种状态非常类似于佛教中禅宗所说的平常心，或大圆满中所说的禅观，但是精神分析家虽然描述了这种心态，在具体说明这种心态如何操作，如何培养方面却令人不满意，这也是我们可以为何要通过借鉴佛学，形成内观聆听训练的理论基础。

Tansey & Burke也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界对均匀悬浮注意的反对意见，如史班斯(Spence,1982)r认为，这种注意力只适用于当个案正在陈述「一段完全受控制的说明」（页115)时的这种情况，而分析的大多数时候治疗师遇到的是「一般种类的片段发言」。而后者需要治疗师采取更主动的倾听形态。也就是说，注意力高度集中，类似内观禅修或定学禅修的那种精进的专注状态。

他们说，“我们部分同意史班斯的看法，即治疗师的倾听形态无法完全免除于众多影响中的任何一个……同样地，在对病人呈现自己时，没有一个治疗师可以说是完全中立的，尽管他可以运用节制，以使得病人有最大的机会去解释他所认为的治疗师立场应该是什么。(Similarly, a therapist can never be said to be entirely neutral in his presentation to the patient, though he may exercise restraint so as to allow the patient maximum opportunity to construe what he believes the analysts position to be.)”

但是他们也指出自己和史班斯不同，“我们相信治疗师到达有能力获致平静地盘旋的注意的程度时，他便已做最好的准备要去受个案、互动，以及受来自于他自己内在线索的影响。当我们探讨接下来的次阶段时，平静地盘旋的注意将理所当然地让位于一个更集中注意、更努力的「意义之后的搜寻」（Spence，1982，页107)，尤其是在当治疗师认知到从他里面产生出情感讯号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Tansey & Burke认为治疗师的心理设定，主要是注意力的调整，而且治疗师会根据治疗关系的不同阶段，在两种不同的注意力状态中切换，一种是高度专注，寻找意义的注意，一种是均匀悬浮注意。

这个时期容易出现两类的共情断裂。

第一类是性格性共情断裂，这类共情断裂来自治疗师自己长期未解决的冲突和忧虑。无论患者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性格性的共情断裂会让治疗师出现忽视盲点，对某些事情极端敏感或极端不敏感。有固定的、刻板的偏见，长期的焦虑、傲慢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倾听的效果。性格性共情断裂让治疗师会严重的、长期的无法接收到来自患者的某些类型的投射认同。这一类的共情断裂往往会因为患者的某些反应被激发。

第二类是情景性共情断裂。往往是指治疗师由于某些临时的事件无法全心投入治疗。比如说缺乏睡眠，工作过度疲劳，个人危机等。有时候也来自于上一个患者或下一个患者，这样的患者往往是带给治疗师压力的。有时候这种先入之见来自对同一个患者的上一次会面。对患者的喜欢、害怕、欣赏、内疚往往会侵蚀其心理设定，并脱离共情的过程。

关于心理设定期，Tansey & Burke就此浅尝辄止，而我们现在知道，这几乎是治疗师最关键的个人修养，在今天的心理治疗界，这已经是治疗师的伦理责任之一。甚至有人专门出版了手册（ Leaving it at office ) 来强调治疗师的自我关怀（self care )。

可以说，治疗师的自我关怀就是心理设定最主要的内容，也是我们在第五章重点阐述的内容。这一点荣格早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初期已经隐约地意识到，所以他提出了分析师接受分析这一制度（而弗洛伊德在此之前，强调的是分析师自我分析，而不是接受别人的分析）。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分析师接受一个限定数字的分析——如200-1000次分析——本身是不足够避免性格性共情断裂的，虽然接受分析和治疗是治疗师最主要的自我关怀活动之一，分析师尚需要做非常多的其它自我关怀的活动，本书第五章列出的内观聆听、心易八法、四无量心等等训练也只是这些活动的沧海一粟而已。

亚期2：互动压力期（Pressure of the Interaction）

在这个时期，治疗师开始去体验到互动沟通的情绪压力。在其承受的范围内，治疗师的任务是让患者能够自由地表达，而治疗师保持开放，准备好接受患者的影响，接受投射性认同。

治疗师这个事情常见的共情断裂仍然是两种情况：分别被称为“未煮熟的认同”和“煮过头的认同”

第一，未煮熟的认同。“治疗师视一种过度拘泥形式或控制的姿态为理所当然，因而……关闭或压制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互动传送。”从而拒绝体验到患者的情绪或者拒绝受到情绪的影响。他既不能察觉到患者想要传递的情感，也不能内摄患者投射的东西。治疗师会经常在投射认同开始的早期就转移话题，对某些话题或行为设定不必要的限定，或者挑战、否认患者对治疗师的看法，而不是保持开放。

第二，“煮过头的认同”。是治疗师借着采取一种「任何事皆可发生」的放任主义姿态，来干扰共情的过程。结果是治疗场景变成了强迫性重复，来访者出现付诸行动。

那么，治疗师如何应对？他们认为治疗师要找到其中的中间地带，一方面是治疗师能够评估自己的忍耐能力，一方面他们赞同Kernberg的做法，认为治疗师要设定限制。

但是显然，他们的研究由于没有持续跟进的原因，并没有吸收Kernberg在这方面的后续做法，比如说如何签订合同，设定限制，以及处理签订合同、设定限制过程中激发的各种投射性认同。

而Kernberg本人及其TFP团队，如第三章所述，虽然已经意识到了“治疗同盟”对于治疗结果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充分吸收关系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成果——Muran 和 Safran 关于治疗同盟的实证研究和操作手册，（NEGOTIATING THERAPEUTIC ALLIANCE)

而在荣格学派的陈述中，“煮过头”被表述为治疗师必须首先强化来访者的意识功能和自我功能，才能继续探索无意识。“煮的不熟”被表述为治疗师抵抗自己的无意识加入到移情-反移情的炼金过程中。

亚期3：认同信号情感期（Identification signal Affect）

随着治疗师能够允许互动压力的产生，治疗师在此期会有认同的体验。也就是说，他内摄了患者的投射，产生一种特殊的自身体验和情感状态，而且这些状态被识别为“信号性情感”。

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是继续保持自己的感受性，调整自我体验，觉察到这些体验的切换，并且识别出那些信号性情感，理解到这些情感是提醒他自己认同已经发生。(His tasks at this subphase level are to continue his receptivity, again； within tolerable and reasonable limits, to the modification of his self-experience and to become aware of this shift in experience by recognizing the signal affects emanating from within that alert him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an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made.）

这时候共情断裂在于治疗师感受太满足于伴随着投射的情绪体验，或者对此太不舒服。 治疗师会开始进行防御，避免自己意识到这些情绪及其意义，比如说认识到原来自己很需要自恋的感觉，或者发现自己的施虐-受虐本性。

治疗师会表现出“太好”，从而试图来弥补自己无意识中的内疚感、愤怒感、或者对患者的施虐冲动。另一方面，由于患者理想化带来的让治疗师感到满足，治疗师可能会抵御体验到这种快乐，从而表现得过度拘谨，或者太正式。

这些防御都会让治疗师无法体验到治疗的互动过程。治疗关系可能会出现退行到之前的阶段，治疗师的心理设定遭到破坏。

Tansey & Burke举了个例子说明此过程，一个女患者在治疗的早期，经常在家里面打电话给男治疗师抱怨，抱怨她不能忍受他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这样的电话逐渐变成了每晚的例行公事，接通电话，患者首先会说：“我知道你肯定会恨我这样给你打电话，但是我……”

接着就抱怨她白天遇到了什么事情，让她焦虑不安，同时担心、怀疑治疗师承受焦虑的能力或者担心治疗师帮助她的能力。患者说的这些危机从来没有一次让她产生过自毁的念头，她仍然能够准时来做治疗，工作的很好。治疗师一开始都把这些电话当作危机事件来处理，并担心患者的安危，但是很快对患者持续地入侵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愤怒不已。

他开始感觉到疲惫不已，无力帮助患者来处理焦虑，夜间很容易惊醒。他没有察觉到投射认同对他的影响，只是拼命地要帮助患者减轻其焦虑。他没有发现这些信号情感——愤怒、疲惫、无力——是伴随着投射认同出现的，治疗师为患者专门安排了治疗方案来满足这个患者的需要，并且推荐他服药。患者接受了药物治疗，很快就停止了心理治疗。

这个案例中，治疗师没有能够利用自己的反移情来进一步促进对患者的理解，相反，他的行为会被患者体验为重现了她的亲密人际关系中的毁灭模式。治疗师的无计可施的表达最后带来的是抛弃的体验。药物成了替代、竞争治疗关系的一个客体，这在一个真正共情的治疗关系中是不会出现的，相反，药物可以促进共情性沟通。

类似的具有很好说明性案例在Tansey & Burke的研究中比比皆是。这也是何以他们的研究得到我们较高评价的原因。但是在阐述这个时期，他们的研究和之前的荣格学派以及客体关系学派其它人同样不足的是在于可操作性。虽然文献中一再强调治疗师要能识别信号性情感，但是具体这么识别这些情感呢？除了依靠治疗师自己的分析师和督导师外，现在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内观聆听训练完成的，尤其是这个训练中四通道觉察技术。治疗师可以完成对身体感受、情绪状态、思维念头、自体表像四方面的觉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