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期

在阐述了三阶段九步骤模型后，他们提出，精神分析界对于反移情的观点历来有冲突和对立，所以需要发展一种方法来验证其工作。他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验证：1治疗师的各种感受的来源是什么，多大程度来自病人，多大程度来自治疗师自己？这叫做来源假设（source hypotheses); 2 如果确定了治疗师的反移情主要来自于病人的投射性认同，那么要反思的是这种投射性认同的意义是什么？接着，他们列出类似于一个反思的问题清单来帮助治疗师确认。

来源假设：

来源假设的问题清单是五个：

（1) 在互动中可观察到的、可能形成反移情反应的东西是什么？

治疗师一旦注意到反移情时， 应该尽可能充分地审查互动，以明确互动中哪些具体的特征和特定的反移情反应有关。即便在某些明显看起去就是反认同的情况，也不应该轻易下结论这种反应来自来访者的投射性认同。如治疗师对个案越来越愤怒，因为个案充满敌意，不断嘲讽治疗师。这除了是病人发起的投射性认同外，也有可能是治疗师没有倾听和关注，被来访者无意识捕捉到后的一种反应。

有些时候治疗师可能无法在治疗互动中，找到具体的事件来联系自己在治疗中的反应。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诱发反应的事件太过微妙，即使是有督导的协助，也无法被察觉；还有可能是因为治疗师的反应可能主要是由治疗师个人事件所产生的。例如，如果治疗师持续地体验到一个美丽的来访者带来的性刺激，而个案本身并无明显的挑逗行为，这就但可能是治疗师最近之离婚事件的作用，影响了他对个案的反应。

（2)治疗师与个案同处的体验，和个案与治疗师同处的体验之间，是否表现出相应性？

如果可以描述出个案和治疗师之间体验的相应性，那么治疗师的反转移经验系来源于个案发出的投射性认同这一假设，就得到支持。三阶段九步骤模型中的工作模板和共情联接亚期，就是主要针对这种相应性工作的。相应性可能是一致性或互补性反认同。但是，Tansey & Burke特别提出，相应性的建立其本身并不一定表示个案的投射性认同产生作用。比如说，一个治疗师对病人不耐烦，生气，而后来也确认了病人有被治疗师挑剔的感受。但是不能就此就说这是病人的受虐性的投射性认同。这也可能是因为治疗师恰好哪天心情不好，或者这是治疗师发出施虐的投射性认同。

如果治疗师无法确定在反移情反应和个案经验之间有明显的相应性，这提示这种反移情主要来自他个人，与个案少有关联。

（3)若治疗师和个案的体验之间有相应性，这种角色关系对病人来说是否是他在各个方面的典型吗？

如果治疗师可以证实，当下的个案与治疗师互动经验中之重要情绪特征，反应了个案在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典型关系特征的话，那么假设毫无疑问地便可以获得支持。在评定这一块的时候，使用前述的治疗师互动工作模板和病人互动工作模板是很有用的。

（4)目前治疗师心中还有些什么东西正在发生，它们是有可能对治疗师与个案的同处体验有影响的？

治疗师还必须反思自己对治疗体验的贡献，Tansey & Burke建议治疗师反思自己这边对治疗关系的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和当下的生活事件有关。第二个来源和治疗师的个人特质有关。

对第一个来源，他们特别强调了治疗师快乐的事件也会影响到治疗关系的体验。 

第二个来源则主要在第五条问题里阐述。

（5)若治疗师和个案的经验之间有相应性，这种角色关系对治疗师来说是否是他在各方面的典型？

治疗师也必须检视自己一贯的性格特质，以努力避免将情绪反应错误地归因于个案的投射性认同之影响。治疗师-互动的工作模板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观点，以倾听和了解治疗师个人的嗜好，如何扮演特定的反转移关系反应的来源。

Tansey&Burke特别指出，如果治疗师的个人特质成为对治疗关系互动的主要影响来源，这并不见得是负性的事件。但是，如果治疗师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何影响到来访者一无所知，相反责备来访者诱发了难以处理的反移情，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有问题的。

意义假设

在治疗师已经验证了来源假设后，接下来的焦点便转换至阐明病人的投射性认同的意义，以及它发生的原因。

这种寻找意义的努力最好是在治疗师心里带着一个一般假设来进行，即治疗师假设个案在某些方面无意识地需要治疗师去感受个案所感受到的某些东西，而且这符合了个案的某种目标。

我们认为，这虽然只占Tansey & Burke研究中一小段，但却是蛮重要的值得反思的一点。

首先，如果病人来了，其无意识的治疗目标之一部分是让治疗师体验和分享到他的感受的话，也就是说，寻找一个共情性客体本身是其治疗目标的构成部分，

那么治疗师要不要满足来访者的这种需求呢？他们显然认为不但应该满足，还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是治疗师工作努力的方向。

而荣格在《移情心理学》，更加明确地提出治疗师应该积极主动地接受病人的“感染”。并通过“受伤疗愈者”模型把此界定为治疗师的基本态度之一。

为了验证反转移关系反应对个案是具有意义的假说，我们提出五条独立的推论线索包括：

1)病人在治疗关系中无意识地显现出重新创造出具有以往亲密关系特征的相同模式至何种程度？

这一条和来源假设中的第三条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其不同在于，在来源假设中，典型角色关系是用来确认有多少东西是造成了现在的反移情反应，而在意义假设中，对这种角色关系的关注是用来确认病人创造这些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一点上，Tansey & Burke引用了根据既往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两种的意义，在内在心理结构方面，他们提出主要来自无意识的寻求愉悦和避免痛苦的动机，从而形成各种防御和结构。这显然的弗洛伊德的意义观。

然后这种内在心理结构会在双人关系中表达出来。我们本来以为Tansey & Burke会顺理成章地引用Ogden的有关投射性认同的四种功能学说，来说明投射性认同的意义。但是他们却引用了Schafer (1984)的学说，提出投射性认同及其形成的强迫性重复的目的在于无意识地追寻创伤情境的重复，如把治疗师制造成类似童年的批判性父母，这样的治疗关系虽然表面上看“失败”了，但是却成功地保持了对批判性父母的忠诚。

这里我们看出，他们引用了一个类似Fairbarn的创伤和受虐动力学说，来说明投射性认同的意义。

（2)病人以什么方式引起治疗师的反移情反应，而这些方式看起来是呈现为一种病人和治疗师的无意识沟通的形式？

Tansey & Burke完全赞同Grotstein和Ogden的看法，投射性认同是一种无意识沟通的形式。但是他们认为，治疗师不应该预设所有病人存在以投射性认同沟通的动机。如，病人发怒的时候治疗师鼓掌祝贺他正在让治疗师体验愤怒，这可能会让病人更愤怒，又如，病人仅仅意识到自己有报复治疗师愿望的时候，治疗师却说这是无意识的沟通，这会让病人感觉错愕、混乱。但是无论病人是否存在无意识沟通的动机，其交流的内容都提供了机会让治疗师有可能理解他。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观点：只要治疗师能够识别出其反移情反应和来访者的自体感受或客体感受的相似性，治疗师就让反移情构建成了一种对病人有意义的体验，无论其中有无意识的动机。（To the extent that the therapist is able

to recognize similarities between a countertransference experi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ither the patient or the patient’s objects, support is built for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response having communicative meaning for the patient, whether or not the position is taken that unconscious motivation is involved.）

这个观点不但和Klein提到的，治疗师的投射带来疗愈，这一观点遥相呼应，而且也隐约应和着荣格的观点，治疗师要主动地投入到治疗关系中。

换言之，反移情这东西，究竟是它天生“真的”就具有沟通和反映来访者内心的功能，还是我们这些功能完全是我们的假想，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即便反移情它“真的”本来无此沟通功能，但是我们设想它具有此沟通功能，然后我们对它不断工作，最后它“真的”变得越来越具有沟通治疗双方，达成共情理解的功能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有意义呢？显然，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谈到的，这对一个实用主义的治疗师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一个临床炼金的过程，“反移情”就相当于炼金石，被我们不断提炼，从中产生了名为“共情理解”的哲人石，或者说，正是因为我们把“共情理解”这种质量投射到“反移情”中，然后又不断地认同回来，我们才在治疗关系中创造出“共情理解”。

而对追求“真”“假”判断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粉丝来说，这是多么可怕地“自我实现的预言”啊。

3)个案的投射性认同有多少程度是反映了在治疗互动中对特定“适应性背景”（Langs,1976)的无意识反应？

他们借用了Langs的术语，“适应性背景”（adaptive context),是指治疗情境中病人必须学会适应的那些事件。如治疗师的干预、沉默、治疗师忘记了约定时间，病人不情愿治疗结束等等。要确认反移情反应的意义，非常有用的是能够探索病人是否运用投射性认同来应对这些治疗事件。比如说，治疗师涨价让病人感觉自己被剥削了，病人可能操纵治疗师产生虐待病人的冲动，或者诱发治疗师的内疚感、感觉自己贪婪，在剥夺来访者。

故治疗师要反思自己的反移情反应是否和来访者对“适应性背景”的适应有潜在的联系，如果有，则意义假设得到支持。

4)个案的投射性认同在哪些方面展现出欲使自体排除那些无法忍受的部分？

虽然他们认为投射性认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排除自体无法忍受的部分，但是它的确是投射性认同的重要功能之一。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来访者对治疗师愤怒，但是不能承受自己心中有暴怒，从而引发治疗师的愤怒，而来访者自己扮演了他比较熟悉的受害者角色。另一个例子是来访者告诉治疗师，她父亲吃饭的时候不断挑剔说他女儿太胖了，而病人以平淡口气说此事，就像讨论天气一样，而治疗师感觉到愤怒，觉得此父亲对别人的感受很麻木不仁。

5)在现实干预之前，治疗师的反移情如何被他暗中构想的反移情对病人之意义假设所影响？

这一条他们列出了五个方面：

第一，治疗师对互动和病人的心理动力有逐渐增强的理解，治疗互动变得越来越可以预测，治疗师的任务越来越清晰。有效的意义假设可以帮助治疗师解释何以在当下互动中某些感受会升起。以及会有很多细微的“明白了”的出现。

第二，对意义的准确阐述经常会产生放松感，并让治疗师对内摄性认同保持更好的客观距离。治疗师感到舒适感增加，观察能力提高，能较快地从内摄性认同中恢复过来，保持自己认知能力不丧失，自信心和安全感的提升也让治疗师更少地防御。困惑感和紊乱感被平静和明晰感代替。治疗师也许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且感到未来的希望。

这些感觉也符合我们的临床感受，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感受并没有在其它作者那里得到描述，而且荣格学派采用的炼金图谱《哲人玫瑰园》也不能很好地表征这些感受，尤其是前十图，虽然第十图重生中可以象征这些感受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想过多种方案，用《玫瑰园》后十图和前十图并列，以及《玫瑰园》图分别和《牧牛图》和《十牛图》并列等方法，最终还是决定采用最初来自于作者一个梦的启发下做出的组合——《玫瑰园》前十图+《牧牛图》并列的方式来表征此种种感受。

第三，准确地意义假设常常会让治疗师更加乐意接受来自来访者的影响。治疗师更加清楚知道他要寻找的信息是什么。对内摄性认同有更多地探索与觉知，治疗敏感性不但恢复，而且得到更新。他们用运动员的精力恢复（second wind )来比喻这种状态。不难看出，这就是荣格学派用《玫瑰园》第十图“重生”说描述的。

第四，对病人的各种负性情绪（如愤怒、厌倦、不耐烦等等）减少，能够更加欣赏病人要通过投射性认同来和治疗师沟通的需要。对于病人的正性反移情如对病人的理想化，也会有所节制。治疗师更加能够理解和接受病人要构建各种角色关系的理由。简而言之，治疗师对病人的共情性欣赏（empathic appreciation)的能力提高.

他们这里使用的词“共情性欣赏”大概会给不少治疗师既奇怪又熟悉的感觉，奇怪的是，如果我们严格地去查找共情的定义，“欣赏”是不包括在共情的定义中的，但是我想，几乎每个治疗师都有体验的是，和病人达成共情理解时，几乎不可避免地升起“欣赏感”和罗杰斯说的“温暖感”。从荣格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较为发展的“化合”感。

第五，最后，准确地假设往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治疗师对自己了解更多，治疗师在形成工作假设的过程中，必须检查自己的个人情结有多少卷入。而这种治疗师的自我理解会泛化到治疗师外。

我们看到，在荣格学派的“受伤疗愈者”模型中，被放到舞台中心的治疗意义——修复治疗师的个人伤口，治疗师的人格完善——在Tansey & Burke 的阐述中，放到了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副产品”。

而在荣格学派那里，这不但不是副产品，而是治疗师从业的基本意义所在，而且正如荣格所阐述的，治疗师没有认识到这个意义，恰恰是反移情的重要来源。

Tansey & Burke 和TFP团队一样，列出了治疗干预后的验证标准，他们总结文献，提出了4条验证标准：1）新数据的出现，使得无意识动机和防卫更易被理解；2）病人的自我理解增强；3）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沟通增加：4）病人数据中随后出现指向正性内摄的内容。

他们特别提出了干预的时机问题，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观点。

1）他们观察到，治疗师进行干预后，来访者可能出现某些负性反应，如感到困惑、痛苦、感到被治疗师羞辱、误解，这些反应往往会让治疗师怀疑自己假设的准确性，他们提出，这需要治疗师反思，自己的这种反移情：把来访者的反应当做判断自己的假设准确性的晴雨表。

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Tansey & Burke ,显然不如TFP团队阐述的清楚，这种现象被理解为自体-客体关系配对的反转，或其它的自体-客体关系配对被激活，如来访者扮演了一个诉苦、委屈的母亲，治疗师认同了畏缩、以他人为中心的小孩。

2）在诠释的时机选择上，他们提出一个判断诠释的恰当时机标准，就是如治疗师体验越来越切合上述标准中第五条标准,那么可以确认这大概是个好的时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条标准其实是分析师自我分析的标准，换言之，分析师在分析的过程中，越来越对自己的分析深入的当下，对来访者的分析也越来越准确。这里我们看到了，其实这是一种发生在分析空间里的共时性同步的现象，正如荣格分析界广泛流传的求雨人故事所象征的，分析师在自己内心发生的自我分析和诠释，也会同步地影响到分析室中的双人关系。这也是为何我们后面的感应转化模型要使用两套图谱并列，一套象征治疗室双人关系，一套象征分析师内心变化的原因。

最后，Tansey & Burke对他们的模型做了三点补充说明：

第一，如果和上述的清单出现相反的内容，或者没法发现越来越多符合上述清单的内容时，治疗师往往要谨慎地注意，自己可能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位置上，无法准确地评估反移情。如治疗师产生了一个意义假设后，相反感到更加地困惑，不舒适感，或无法欣赏来访者的动机。

这一点在我们看来，需要补充的是。，9治疗师对自己躯体感觉的觉察，所以在我们的内观聆听训练中，是通过四通道聆听来解决的。

第二，他们明确地、再次提出确认过程和共情过程是循环反复的、无固定终点的过程。

但是实际上当它们使用线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又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他们描述的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这一点即便是荣格使用的炼金术图谱也没有解决此问题，对此的一个解决方法我们的观点是使用“易经坛城”这样的多重循环，非线性系统。

第三，他们意识到，阅读他们的书籍会让读者造成错觉，就是治疗师似乎要时时刻刻地意识觉察到这些确认标准，而在和病人的互动中马上就可以评估这些互动。他们提出，实际上，对反移情反应的分析很多时候是在治疗会谈后进行的，因为这时候互动压力较小或者几次会谈后才分析。有时候会持续几周或数月。

我们的观点是：他们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说，治疗师的共情理解工作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在治疗后进行的，而对治疗师的非治疗时间该如何练习和训练自己，是我们几乎在所有本研究入组的文献中都没有的。而其它一些有关治疗师自我关怀的文献也对此语焉不详，这正是我们要强调六套训练的原因。

（全文完，转载来源于李孟潮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