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欲与死亡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真正进入关于青少年和性的主题。我想，昨天有一位先生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法国、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都有一个现象，就是青春期以后，人们就考虑结婚的问题。一般说来，在青春期和所谓青春期和青年期结束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当青春期到来，身体发生变化，和后来人们说，青春期结束了，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在法国，18岁就有了选举权，16岁就可以结婚，但是一般说来，结婚的人一般是25或者26岁。再问一个问题：多少岁算一个成人？作为我们这些临床学家来说，这样一个青少年期，我们有时接待的人都已经21或者22岁，我们仍然把他当成青少年。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哪个年龄我们是足够的成熟，为了养活孩子来说？法律来说，20岁可以结婚，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在20岁的时候就有了成为父母的能力。肯定的是，有一个社会的要求，要求像成人那样，有一个话语和请求。正是在这个社会的请求和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如果主体的精神结构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就会带来症状。比如在我的临床中就会遇到，一个小伙子22、23岁，当人们告诉他必须离开父母时，他完全是一个小孩的反应。姑娘或者小伙子离开父母的家在法国是差别很大，10年前是20岁，现在是25或者26岁。那个时候我离开父母到学生宿舍住的时候是17岁，而现在学生宿舍不是很多，于是很多人还是住在父母的家中。

      现在我要讲得抽象一点，在社会告诉青少年离开父母时，青少年的症状真正爆发出来了。（霍大同：中国的大学要求学生全部都住校）这个样子帮助我理解为什么这样多学生宿舍在学校门口，我原来以为校园就是和城市一样的。我有一个定义：青少年期不是青春期，而青少年期是对青春期的精神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同时也是由社会所引起的。也许是在一个人离开他的孩子的位置的时候，他理解这个青少年期。昨天我们说了要讲这个过渡：也就是从“孩子从哪里来？”转到“双亲从哪里来？”。什么是孩子呢？孩子就是拥有所有东西的人：父母的爱，所有的照料，都是属于他的。这是正常的，所谓正常，是到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是正常的。正是这样，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把孩子当成国王，在中国我也会听到，孩子是国王。孩子这个时候拥有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进入债务是毫无兴趣的。这个债务的概念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神经症的孩子来说，他之所以变成神经症，是因为他开始担心，他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欲望。孩子被派送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治疗他的父母亲。

      昨天有一个个案的讨论，是关于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始终有一个担心：他被安放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解除父母亲的抑郁。所有的神经症的孩子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此是为了满足父母亲的欲望，这是进入同一性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定位，确定他自己在父母亲欲望中位置的方式。孩子需要确定他相对于父母亲欲望的位置，以避免自己感到孤独。一方面，这个孩子有一种获得所有东西的相信，和一种觉得自己孤零零的感觉始终是相连的。于是，孩子最初的害怕是孤独的害怕。在2004年峨眉山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发言者介绍了一个关于漆黑夜晚欲望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害怕。正是这样一个对黑暗、孤独的担心，使孩子产生恐惧，这个时候他产生对动物的焦虑，对同一种动物的害怕，同时他也是产生相同的恶梦。比如说昨天有人谈到，是一个小伙子，他总是用胶泥在做保护性的动物，吉祥的动物等等。我强调，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孩子对于孤独的害怕，我们就不能理解青少年期，对于这一点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证明它。

      对于接待孩子的精神分析家来说，让孩子讲他的孤独和恶梦是非常重要的。相对于孩子来说，这些青少年不仅仅要考虑他应该获得的和他应该付出的，也就是他要考虑这个债务的问题。他的这些同伴就不仅仅他游戏的伙伴，而是他要发明一些规则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伙伴，也就是说这些伙伴是一些社会性的伙伴。这个时候他必须回答一些社会的苛求，而对此的回答要求一个力比多的升华。这比较的复杂，我要画一个小小的图示。有三个术语，一个是童年期，一个是潜伏期，一个是青少年期。我们有一个区分，但是不意味着是完全区分的，在我们身上，这三个东西都在。箭头表示了一个转换，但是它们仍然停留在那里。在童年期的时候，孩子是一个部分的补充，也就是他自己要满足父母的欲望，他觉得他自己是父母的一个客体。孩子作为父母的补充，他也同样认同于“是父母欲望的客体”。正是这样我们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认同，因为刚开始我们的面容是母亲的样子，她是第一面镜子。对于比如非常抑郁的母亲，她没有办法照顾她的孩子，当孩子稍微长大以后，他会画出一个大眼睛的母亲的形象，或者做胶泥，做出一个大眼睛的母亲。我遇到一个个案，这个少年很有进攻性，他在家里乱砸东西，人们也对他说，他很优秀，但是这些话没有触及到他本身的问题。这个时候让他做胶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脑袋，有很大的洞——就是眼睛，给我的映像是，他要将这个镜像砸碎。我想说的是，童年期所有的裂缝都将被带到青春期。

     潜伏期是一个分裂的时期——我们有好几个分裂的时期，这个时候孩子遇到一个孤独的问题。孩子遇到了孤独是说，他再也不是父母亲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因为这样一种孤独，他就会发明一些其它的对手，和他父母亲不一样的伙伴。这样一个发明他是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的：一个道路是症状，另一个是想象的产物——幻想。在症状的层面是恐惧症。昨天我讲了，关于恐惧症我们一会再讲，而关于幻想的产物就是“家庭的小说”——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恐惧症和家庭的小说来说，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必须为了产生这两个东西，孩子就必须产生认同于父母亲关于他未来的话语。如果孩子仅仅认同于父母的身体，他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精神分裂，而当他认同于父母的抑郁，就有可能成为忧郁的孩子。抑郁是一个存在着的忧伤，是我们感到自己存在的忧伤；而忧郁是感到自己不存在。在忧郁里面，有非常多的恐怖和害怕。正是这样，当我读《狂人日记》的时候，我感到正是忧郁，他被吃掉，他很焦虑。始终都有一种主体性的恐惧。如果我们以一个理想为支撑，我们就有发明恐惧症和家庭小说的依据，当我们有一个理想，同时意味着两个事情：我们接受它，我们也可以拒绝它，但是都是以此为支撑。对此我要强调这样的差别：比如一个母亲对孩子说，你要活着，以便我活着，和你以后要成为一个医生或者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类似于父母给孩子说，你要有一个阴的理想，但是孩子可以说，我要有一个阳的理想，比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父亲告诉他要读书，他有一个理想说，我就是不读书。女生可能比男生更容易理解我刚才所说的。

      现在必须具体来说，什么叫做恐惧症。这个恐惧症是一个“两个伙伴的发明”。这两个伙伴中，一个让他害怕，一个让他放心。这个让他害怕的伙伴经常是一个动物，让他放心的伙伴经常是一个和他的类似物。对于主体来说，这个动物代表一个威胁，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威胁是一个被吞噬的威胁。这个恐惧症是孩子对自己身体提出的问题：我这个身体如何支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一些对于情势性的恐惧症，比如广场恐惧症，这些恐惧症总是涉及到的是，当孩子自己的身体和父母的身体区分开以后，孩子就会问自己：我对自己的身体如何获得一种信任。我们同样看到，这个在青少年中的重要性，因为一种生理性的修改，在身体的变化以上，要求精神上的东西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青少年要重新找到他在孤独时刻的恐惧症。他也可以拒绝他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我不要这个身体。有好几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厌食症。你们在临床中有没有接待过厌食症？（霍大同：很多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接待过，但是社会上是有的）在很发达的国家，这个厌食症是比较普遍的，对于少女来说，是厌食症，对于少男来说，他不接受自己的身体，就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者吸毒——Solvant。我接待了不少这种少年，他们把自己的手砍断，还有很多少女是真正不吃饭。我们不是开玩笑，这些人都是处在死亡的边缘。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他们有医生照顾，我在那里是为了理解他们身体的构造。反对重要的是，对于大部分的少男少女来说，他们没有一个恐惧症的发明，就是说他们被扔到了孤独中间，而没有理想支撑的主体。比如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和家庭有冲突，因为没有一个理想来。正是这样我们就和他们的家庭有很多工作，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避免这个冲突，而是这个冲突应该被讲出来。这个冲突可以是少男少女对自己父母说，我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你们过得好一点，这也是一个冲突。比如说，一个少男可以对自己母亲说，我不是一个你为你父亲做的礼物。前面我们讲了，当我遇到一个少男在家里乱砸东西，我们现在对他的情况补充一点：七岁以前，他的生活很正常，但是他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因为摩托车死了，在7岁到13岁期间，他作为自己死去哥哥和自己母亲死去的兄弟而被养活。在13的时候，他母亲给他开玩笑，说邻居的一个少女可以成为你的未婚妻。这个时候他发现，这个被开玩笑的未婚妻的名字被包含在自己母亲的名字中，在法国，很多的名字是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少女的名字非常像自己母亲的名字。从这一刻起，他拒绝了所有的要求。这个拒绝也包括社会性的，在学校要求他做的他都拒绝，同时这个拒绝也表现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整个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他不吃饭睡觉，他拒绝所有的东西。我想对所有处在训练中的分析家说，当我们面对少年的分析时，如果他在学校拒绝所有的要求，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他在家里拒绝所有的要求，就从原来很乖的孩子变成了很暴力的孩子；还有拒绝自己的身体，不睡觉。但是这个睡觉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个病理性的拒绝中，他拒绝的是哪个部分，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是和自己躯体有关还是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他拒绝了他死人的位置，但是这个理解还不够，他拒绝了他成为自己母亲做给外婆的礼物，他拒绝成为舅舅。我们说，因为他没有能够构造一个恐惧症，他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无所适从的状态中，临床中，我们的工作的话语实际上处在两个水平上：一个是他不愿意成为孩子，他愿意成为一个少年；在另一个水平上，他必须回到他的童年期，从而构造他的恐惧症。也就是要重新构造这个潜伏期的结构。

      昨天讲到，有一个人，他觉得他所有做的都是梦，实际上他自己还没有苏醒。为了能够让他说，我是醒的和我是在做梦，就必须稍微神经症化，建立一个区分。对于一个神经症来说，他稍微知道有一个彼者在他身上，这个彼者是无意识的。存在着一些少年，他拒绝自己的身体，对原因的一个可能性的回答是：在潜伏期的时候，他没有发明恐惧症和家庭的小说。那么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种信任。我的一个定位的方式，因为我是弗洛伊德派，就是：有能力和他的梦工作。如果是他在潜伏期没有构成恐惧症和家庭的小说，这个时候我就无法和他的梦工作，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潜伏期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梦是有兴趣的，哪怕是一个恶梦。在潜伏期的一个征服之一，就是我们赢得了想象。当我问一个少年，在7岁到12岁期间，他的梦，他的恶梦，他的恐惧，如果他能讲，我们就可以和他的梦工作，如果他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和他的梦工作。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和他身体实际的支撑一起工作，比如说胶泥。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少年，我能够和他一起对他的梦工作，但是他不高兴，因为他说，他一直做的都是恶梦。我对他说，如果你做恶梦，就意味着你重新开始睡觉了，同时我告诉他，这个恶梦也是一种在你睡觉的时候和你交流的方式。在睡眠中讲的是和我谈话中不能讲的，在恶梦中讲出来了，这是和我谈话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告诉你恶梦的内容。

      经常，恶梦的内容比我们平时的梦的内容更加简单。他住在一个巴黎的郊区，是很现代的环境，他做的梦是，他在一个市场，有一个巫婆准备用低价把他卖给另一个巫婆。我对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在你的位置上解释没有必要。他说用不着，我已经理解了，这两个巫婆一个是我的妈妈，一个是我的外婆。我对他说，你是不是非常的愤怒，直到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文不值。他说，我们不能掩饰任何东西。我回答，不是如此的肯定。一两天以后，他来告诉我，恶梦发生了变化。他做一个梦和一个恶梦。他到市场上去找两个巫婆，结果只找到一个，这个巫婆正在哭，他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巫婆说，因为大巫婆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我问这个少年，你在这个梦中感觉如何。他说，我也非常的悲哀。之后他又做了另一个梦：他在一个晚会上，这个时候我的姓氏就出现在这个聚会上——城市（ville），我给他说，这个聚会是你和我能够构造所有东西的聚会，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有两个姑娘想和他约会，但是他不知道选择哪一个。这是精神分析中很重要的时刻，一方面他是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在构造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他不同意成为他母亲和外婆的东西，但是他始终又是和这两个女人有一种一致性，而这样一种同一性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对他来说，相对于前者，问题就少得多。是不是仅仅是只有这个少男希望获得两个女人？我不这样认为。

      第一个结论是，这个青少年有能力确定他自己相对于自己父母俄狄浦斯式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能够确定他父母从哪里来。在俄狄浦斯的水平上，他能够很好的定位。他的性别的确定性，和前面对父母欲望的定位是联系在一起的。 

      问：对自己身体的拒绝，和对社会请求的拒绝和对家庭的拒绝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的问题类似于一条线，在整个讨论的织布上的，如果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更聪明。

      首先我们从一个基础出发：青少年期是一个性别化的、重新处理这个俄狄浦斯阶段的时期，它同时也是由社会的请求引起的。我们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是在不同场景中工作的，他们以好几种方式来度过这个阶段的，我在这里要强调家庭的场景和社会的场景。在这两个场景之外，还有另一个场景：他必须接受自己身体的改变。这个身体的改变意味着他原来和自己镜像的关系现在无法支撑他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目光和声音，也就是说他再也不认识自己了。

      从目光的角度来说，对于精神分析家，这个目光不是他和自己镜像的相遇，而是与一个第三者的相遇。假如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动，如果你很慢很长时间的注视自己在镜中的形象，而不是涂口红或者打领带，最终你会发现你完全不认识你在镜中的自己的形象。我们利用镜子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的，必须问大家：为什么你们每天都在用镜子？从为了让自己好看而照镜子开始，直到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你完全不认识自己。照镜子的目的是说，这是我。从生命的很早的时刻，是有一个人对你说，这个人是你。正是这样，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发现自己的独特性，他以后就会有很严重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被别人认识，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

      对于青少年期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个是身体形象发生了改变；另一个是声音发生了变化。当这个身体发生变化以后，他对自己的身体不信任，他相信一个理想的身体在彼者那里。对于这些厌食症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他的身体是被糟糕的对待，另一方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美学的形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被切成了两半。他有一个实在的身体，它被糟糕的对待，被否定了的，另一方面他有一个想象的、完美的身体。我刚才说了，在青少年期有三个场景：家庭，身体，社会。他要将这三个部分连接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这个少年，他拒绝连接这三个部分，是因为他发现他成为了母亲将其当成礼物送给外婆，于是他处在这个困难中。

      问：我想到写字的时候，有时候是越写越不像自己的字，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要回到法国，笛卡尔有一天发现自己不是自己了，他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掉到水里去，发现所有的图形——圆形、方形，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可能这与你说的情况类似。

      后来笛卡尔就意识到，能够用游戏身体的形式和游戏字母是有联系的。从一个神经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在我们大脑中存在两种形象，一种是我们看到的形象——知觉象，一种是我们通过我们躯体感受到的形象——运动象，而这两个象在一个被给定的时刻不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就有一个距离，正是有了这个差距的时候，镜像就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说，你现在感觉到的是怎样的形象；另一方面它说，未来你要做的，是怎样一个形象。为了创造这个“感到”和“做”的差距，是语言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控制我们语言和我们身体的方式。运用这个语言，我必须看到现实的图像，然后我去区分它，如果我对字母有更多的区分，那么我对事物的区分就越细致。

      如果我这样书写——活人，就意味着我和这个活人建立了联系，因为他就是这样动的。显然的，存在着在身体的运动和书写的学习中，有一种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身体是文化化了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动”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想谈一个人类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叫Malinowski，他是现代人类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写了很多著作，还写了很多他工作现场的日记。在这个日记中，他当时谈到，在新几内亚的时候，他无法认识所有的符号，同时他感到他自己不存在，感觉自己空掉了。这种经验差不多是很多旅行人的经验，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完全不认识，你会觉得自己完全不存在。字母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运动投射到了文化的空间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理想。我们能够看到，字母和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感到自己非人化的感觉和一个对书写的失认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青少年，存在着个人的神话和对双亲俄狄浦斯的再认。对于我们精神分析所有的临床，我们应该有极大的兴趣，通过文字和字母来确定青少年的人格。很多少女写自己私人的日记，我们要知道这是否是阅读了很多书，还是喜欢写信的人，她的签名也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组织一些青少年的书写小组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