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抑制和焦虑

       昨天我介绍了一个我在临床中遇到的个案，这个年轻人不是非常的严重，而是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刻，然后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他所处的情势，在此之后，有一些很好的提问，比如关于幻觉的提问。通过这个个案我们想澄清的是精神分析的概念。我们涉及到的是四个概念，四个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事后，抑制，症状和焦虑。什么叫做事后呢？如果我们具体解释，在昨天青年人的例子中，他对自己的头痛和耳鸣，以及捂住父亲耳朵的动作，他在分析的当下重新去阅读他的过去，从而把现在和过去连接在一起，我们称为事后的连接，相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在以后重新将其连接起来。刚才说的是“时候”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建立一个联系。第二个意思是：给予过去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个给予过去一个不同的意义，是弗洛伊德称为“创伤”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创伤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是无意识性意义的觉醒。相对于美国的精神病临床对创伤的定义，我们有一个精神分析对于创伤的定义，这是和一些希望拥有权利的美国精神病医生的争论，是对创伤概念的争论，在美国，也有一些精神分析家并不完全同意精神病医生的观点，也许是我们应该补充，而且写一个国际的新的病理学的年鉴，来反对美国心理学的趋势，尤其是对创伤的描述，而实际上和美国精神病学家回应的是，当时在19世纪末沙柯和弗洛伊德的争论，前者认为创伤是在病人身上偶然性事件的重复，这也是美国精神病医生的意见；而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是赋予无意识的性一个意义，这是弗洛伊德的立场。也许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如同我在巴黎遇到的我的年轻的学生，他们总是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20世纪前半叶弗洛伊德写的东西？那个时代，维也纳的情况和巴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和成都是不一样的，不仅地点不一样，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社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读这些古老的东西有什么意思？这个是所谓的最初的阅读，而这个阅读总是表面的，于是人们总是会提出问题，但是当我们第二次阅读足够的聪明的话，我们会发现，弗洛伊德当时提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理论上的决定，比如关于“事后”和“创伤”的定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现实性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在我自己阅读雅内和沙柯的时候我发觉，他们仍然是带着那个时代的东西，是历史性的东西；而当我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敲我分析室的门，他说的和我的分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纲》中，他谈到了一个青春期少女的症状，这个谈论和我们在青少年临床中遇到的是一样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抑止，然后是焦虑。实际上是一个对身体的阻碍。那么我们将进一步解释，这个触及身体的创伤的价值。为了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直接说，存在着一些触及身体的阻止，这个阻止和青少年中的癔症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对自己身体和穿着过分的关注，比如我在医院看到一个少男，他穿了三条皮带，还吊了很多东西，他对身体过分的关注，他不能走，只能僵硬的站着。我照顾他，他现在比较以前能够一定的走路，但是必须跟在一个人后面，也就是说他内心没有一个走路的形象，他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看别人走，从而自己走。比如我遇到一个少女，她必须要抓住取暖器，因此这个手是被烧坏了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她感到非常的冷，要冷死了，所以她要抓住取暖器，因此第一次谈话我不得不放一个取暖器在她手里，以便谈话。逐渐逐渐的，她感到在这个谈话中，她感到很热，出了很多汗，如同吃了很多的火锅一样。这个时候，她身体的固定性开始出现了，之所以会出现身体的稳定性，是因为会出现对精神分析的转移，但是这是一个精神病性的转移，因为转移的结果是身体变得坚固。也就是说，在这个个案中，是身体获得了一个坚固性，是实在和想象的连接，这个时候符号的介入还没有实现，她之所以能够获得躯体的稳定性，是因为她感到她在这里，原来身体的感觉是散开的。当一个主体仅仅只有实际的躯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是活着的还是死亡的。决定我们是否活着还是死亡，对孩子是面对父母做出一个决定，而青少年是面对自己的祖宗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能够遇到很多精神病是在青春期爆发，躯体的障碍使我们讲这个事情：他在面对自己祖宗的时候要做出自己是生还是死的决定。什么叫做我们是活着的呢？当我们说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死。精神病患者既不知道他们活着或者是死亡，如果某一个人要属于活着的共同体，就意味着他是要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属于一个活着的共同体，我们就是被死亡所排除，因此，我们和自己的祖宗联系在一起了。因此，结束青少年期不仅仅意味着他是继承者，同时也意味着他要把继承的东西传递到未来。正是这样，青春期的抑郁具有一种虚无主义愤怒的形式。这样一个虚无主义愤怒的请求实际上是一个句子：因为我没有请求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我也不会走向未来。在希腊的俄狄浦斯王的戏剧中，讲到了这个“被生”的不幸。也就是说，根据俄狄浦斯王的戏剧，他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不是自己杀了父亲，并且和母亲生了孩子，而是对自己“被生”的抱怨。

      为了不失掉我们的思路，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生”还是“死”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一个精神的运作。这是和动物的一个差别，人类必须相对于其他人要介绍、让自己身体在场，拥有一个自己的身体。这样一个阻止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阻道自己有一个身体，这是一个精神病性的阻止止知，而它经常在青春期爆发出来的。有一些少女在月经之后，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觉得自己非常强大，一种是觉得自己很弱小，要死了。而这样一种弱小的感觉可能导致精神病的爆发。也就是说，一个性欲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性欲来经历，而是作为一个因素，要么使他变成一个夸大狂，要么变成一个抑郁症。同样的，对于少男来说，我遇到一个少男，当他第一次有了性关系以后，他觉得自己是全能的，于是他到路边对汽车手淫，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摧毁的，就是要看看汽车能把他怎样。这个时候几辆汽车就撞，他认为是自己造成的，警察也没有搞懂他在干什么，他们没有读出他躯体的隐喻。因为法国有这样一个机制，警察局有一个护士站，当然他被抓进去，有精神病学家对他做了检查，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下一次我要面对地铁做这个事情。注意到，这是一个真正的疯颠，他确实认为自己是全能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我想补充的是，那些坐地铁的人对他的性器官是没有兴趣的，而是对自己的有兴趣。作为一个分析家，我知道一些事情，他认为自己是仅有的一个人，拥有一个全能的生殖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他的性欲是否被阉割所限制。显然的，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具有一个夸大狂的谵妄。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基本的问题是是否感到是活着的，是否是性化了的。让我们感到我们是活着意味着我们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有局限的，弗洛伊德称为“压抑”；而让我们感到我们的身体是被性化了的，通过这个感觉我们能看到阉割和压抑之间的关系。对于在青少年中的神经症来说，这种第二种形式的“阻止”，表达的是一个言说，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个在青少年期爆发的精神病的谵妄来说，他的问题是：我是活着还是死亡？而对于青少年的神经症的“阻止”，发生的事情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时候我们就到了在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大纲》中少女的神经症的问题。

      这是一个少女，大概17或者18岁，她喜欢出去买东西，这个时候她就有很大的焦虑。买东西实际上是她给钱，然后别人给她一个物品，再回到家。回家意味着她回到童年，而买东西意味着她和别人打交道。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出门上街，就是到社会上，而回到家是回到了童年。我不知道现在的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离开了家，来到这里学习。也许在你们的寝室中，有一些东西，它们建立了一个现在和童年期的联系。我接待一个女大学生，她描绘自己的房间，她书架上有一本弗洛伊德的书，还有一本拉康的书，一本我的书——以便诱惑我，但是在书架上她还有一个布做的熊猫，这是她七岁的时候的获得的礼物。我说，很荣幸我被弗洛伊德，拉康，还有这个玩具熊猫环绕。这个女大学生以后可能成为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家。你们在座的学生都是大姑娘了，在你们的房间不会有儿童的玩具。

      这个少女叫埃玛，她当时非常焦虑，不能到街上去，这个时候她给弗洛伊德讲了自己第一个回忆：这是在10年之前，在她13岁的时候她当商店买裙子，有两个小伙子（比她大一点）给她选裙子，但是她感觉到这两个小伙子在嘲笑她，于是她走了。之后她觉得不应该到商店里面去，怕人们嘲笑她。是不是这个原因让她不能去买东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之后她如果要买东西，总是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到街上去买东西。我们因为做了7天的讨论班，我要求大家将她的情况和恐惧症联系在一起。因为从她的情况来看，完全符合恐惧症的诊断，她的害怕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她害怕笑。为了更具体的来澄清这个恐惧症，我们可以说孩子恐惧的对象是和动物联系在一起，而青春期涉及到的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主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如果你们和一个青少年做精神分析，或者以精神分析为参考的心理治疗，如果他是一个恐惧症，必须要考虑和这个空间的关系。为了更清楚的描绘这个恐惧症，我强调了儿童恐惧症和青少年恐惧症的对比。而儿童的恐惧总是一个对子——一个害怕的动物和一个反对这个动物的客体，而青春期来说，这个恐惧是一个害怕者和一个陪同者。这个并不是很严重的，比如一个少女不愿意参加一个晚会，她总是叫上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去。为什么她总是邀请自己的女伴去呢？因为这个聚会是少男少女的聚会，其中交换的是欲望，这是很平常的。

      为了讲埃玛青少年期的恐惧，和童年恐惧症的对比，我们就将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恐惧症——小汉斯联系在一起。在德语中马是Pferd，而弗洛伊德的名字是Freud，如果我们稍微读快一点，它们的发音很容易混淆，我们很容易理解，小汉斯害怕马的眼睛或者鼻子，或者马倒在地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眼睛是父亲的眼睛，而马笼是对阉割的恐惧，而马倒在地上是希望父亲死去。同时他为了控制这个动物的身体，他于是做梦自己坐在长颈鹿上，长颈鹿在德语中是Giraf，他自己的姓是Raff，他想控制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们说，马是他害怕的动物，而长颈鹿让他不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就忽略他无意识的过程，因为这样一种说法是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上的，而无意识是字母的游戏。因为在这个意义上，马的发音让我们听到了弗洛伊德的声音，而长颈鹿的发音是自己的名字，弗洛伊德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处在符号的水平上——父姓。我们可以说，马代表的是一个愤怒的、恐怖的父亲，在想象的层面上，是让孩子害怕的父亲，这个时候我们就处在关于马的想象的维度上，但是当我们发现马的发音和弗洛伊德名字相似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处在符号的层面上。小汉斯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弗洛伊德那里做分析，是他最早的学生，在小汉斯的心目中，弗洛伊德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因为弗洛伊德对小汉斯说，我知道所有的小男孩都会对自己的阴茎提出问题。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的介入对小汉斯来说是一个符号的介入。一当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符号界介入以后，就使得小汉斯能够把玩自己的姓——长颈鹿。一当他能够把玩自己的姓，这个把玩是通过把玩长颈鹿表现出来的。而在想象的层面中，他害怕马的眼睛和嘴巴，我们可以命名，作为客体小a放在精神结构的中间，最后他长大以后成了一个歌剧的导演，他将这个目光和声音升华了。当一个恐惧症的孩子得了恐惧症的时候，他是把动物本身和动物的名字切成了两半，是将想象和符号切成了两半。因此孩子的恐惧症总是两个对子：父亲的名字——父姓，和他的客体。我们现在来到青少年的恐惧症，他们和儿童的恐惧症不一样，儿童的恐惧症是害怕的客体和避免害怕客体的对子，青少年来说，这时变成了一个空间和陪伴者的对子。也就是说，青少年感到了一个对他性别化的威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和精神病对于身体“生”或者“死”不一样的，是性化了的身体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青少年的症状，注意，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是认为没有一个理论和临床没有关系，同时没有一个临床和理论没有关系，这两个东西总是相互的连接在一起的：当临床提出问题，我们制造一些新的理论在解释临床；同时很好的理论的概念能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临床。有些人说我只做临床，不考虑理论，我仅仅靠我无意识的直觉，这个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做理论的时候，是为了解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当我们做临床的时候，我们是必须依靠理论的工具才能工作的，哪怕是这个理论是非常幼稚的，这个依赖是必须的。精神分析家是不可能分成理论家和临床家的，如果这样区分，就没有精神分析家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不断的通过临床对理论提出问题，我们不断的发明理论来帮助解决我们临床中遇到的问题，正是这样昨天我阅读了一个文本，是关于中国易经和精神分析，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做了这个讨论。

      正是这些理论允许我倾听和治疗这些处在精神病边缘的青少年。对于青少年的恐惧症，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个问题：我这样一个性化的身体相对于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弗洛伊德的埃玛的恐惧症，她必须要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陪同她才能去商店买东西，是因为她10年前她去商店买东西，看到一个小伙子很帅，她很喜欢，但是同时她听到一个嘲笑的声音，于是她跑了。也许这需要孩子的陪同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陪同者代表着主体的一个方面。就意味着这个7岁的小姑娘究竟是谁？这个时候埃玛讲了另一个回忆，这个小姑娘就是自己7岁时候的自己。就是说，是她童年期的7岁，她讲了一个自己童年期的记忆，这个童年期的材料在青春期重新赋予一个意义，是一个青少年期的意义，而这个童年期的材料经常是被压抑了的。这个时候她回忆起了自己童年期的记忆：她7岁的时候到商店买糖，有一个老头摸她的身体，同时摸到了她的生殖器（在裙子外面）。因此这时我们有这个图表，童年期她有一个记忆，是对触摸身体的记忆——一个被动的诱惑，这时她叫喊着跑了；在青少年期有一个积极的诱惑，这时有一个笑声；更为理论性的陈述是抑制，症状和焦虑。在青春期的时候的症状是对童年期经历的再解释、赋予一个意义，因此是事后的一个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在青春期遇到的问题：我这个性化的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囚禁在她童年期的身体中的。就是说，她必须带着一个7岁的小姑娘，以至于少年期的情景反射了她童年期的情景。对于7岁的，当时她来说，她已经有羞耻心了，同时她也知道她生殖区会产生快感，但是她只是说这个事情是不能这样发生的，因为她当时处在一个局部的快感中，她不知道这个快感和性欲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是她青春期的时候男女的相异性，是她遇到少男的时候，他们可能成为性伙伴，赋予了她童年期事实的一个意义，这是和青少年期性欲相关的童年期的回忆，将她放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类似于梦的凝缩，这里有两个因素的凝缩：她要买的裙子和她穿着的裙子，她自己的叫声和她听到的叫声。正是因为这样，说明弗洛伊德能够把梦和症状视为等价物，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凝缩的机制而提出的。

      这是弗洛伊德整个精神分析文本中的第一个青少年个案，正是因为这样，弗洛伊德说，青少年期制造了一个原发过程，而这个过程重新给予童年期一个新的意义。

问：我们看很多传记的时候，看到一些理想的升华，那么理想的自我是否能够在父母之外获得呢？

      首先是完全可以在父母之外获得自我理想的。但是必须具体化，你在哪一本传记中看到的？相对于父母他获得了什么东西没有？我就补充下，某一个小男孩就崇拜拿破仑，后来就成了一个政治家，我们现在举弗洛伊德的一个例子。毕竟我对弗洛伊德相对于对拿破仑更熟悉。

      弗洛伊德有一个父亲，是一个很和蔼的父亲，弗洛伊德觉得他父亲还稍微有一点窝囊，曾经他们走在路上，有一个基督徒把他父亲的帽子扔到地上，还让他自己捡起来，他父亲听从了这个人的话。弗洛伊德觉得自己的父亲太软弱了。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个软弱的父亲对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大的期望。他当时给了弗洛伊德一本圣经，并且在这个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成为一个英雄。这个时候对于弗洛伊德，因此就有两个态度，一方面自己非常谦卑，作为分析家他在分析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另一方面他自己有很强的英雄主义，他有着自己的偶像：一个是抵抗罗马帝国的将军，另一个是英国的将军——克伦威尔。弗洛伊德非常的崇拜克伦威尔，后来他给了自己儿子克伦威尔的名字。第一眼我们就能看到，在他父亲非常谦卑的，在他拣帽子的时候如同一个小小的农民面对一个皇帝，和他崇拜的英雄之间的差异。第一眼的观察肯定是对的，但是也许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讲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去考虑，弗洛伊德父亲本人也有很高的一个理想。这个父亲有一个梦想，是反犹的气氛中自由的生活，而这个自由的生活回应的也是克伦威尔建立自由民主的体制，也类似于那个将军抵制罗马的统治的。这个父亲的理想是通过给自己儿子圣经中扉页的希望中表达出来的。弗洛伊德显然很清楚的感到他父亲的理想和他父亲实际生活中是不一致的，他父亲实际生活中是窝囊的，可能是过分的卑贱，当时他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同时他也清楚的感到，在家庭之外，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父亲理想的任务，但是他并没有做一个神经症的实现——创造一个精神分析来使得自己父亲高兴，而是他以这样一个理想来追随自己的欲望，他没有像这个将军来做一个战争，但是如同这个将军担心罗马帝国一样，他担心的是意识的帝国；这个将军用他的武器来表达出对罗马帝国的忧虑，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用无意识的形成表达了对意识帝国的忧虑。如同克伦威尔对英国人说，你们应该获得自己，弗洛伊德对患者说，你们应该说出在你们脑袋中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这两个将军的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想象的认同，而是一个特殊的认同。显然是父亲很高的理想允许弗洛伊德的对这两个将军的认同，也正是这两种认同，使弗洛伊德获得了一种升华，也使弗洛伊德成为文化的一个最大的征服者。

      问：先生今天讲创伤是一个无意识性意义的苏醒，也就是说幼年有一个无意识的冲突，那么是不是这个冲突是被预先决定了的？比如父母的精神结构决定了孩子的冲突。

      作为一个关于预先的决定，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有这样一个观点是有点危险的。我们的出生是因为父母亲的欲望，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于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他们的冲突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有这样的观点，就类似于中世纪的占星术。我希望你解释下，哪些东西给你影响让你有一个预先性的映像？如果我们保留着这个预先决定的观点，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让分析者说话了，我们可以根据以前的状态来判断，没有说的必要了。昨天我们讨论过，我们看了孩子的绘画，正是通过这个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体的回答，而这个回答不是预先决定了东西。

      昨天我们和一个女士讨论了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如何回答一个家庭的消失。我们不能说有俄狄浦斯的冲突，他的名字是父母的欲望，那么我们遇到了100个个案，他们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走得太远，说一个特定的主体产生一个特定的问题。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家感兴趣的是，主体对一个实在的回答，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群体和其它群体之间，我们的讨论也是主体对实在的回答使我们有兴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不能将主体简约为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就是：一个实验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和这些简化病因学的医生的争论是：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我在这样一个点中我是非常坚决的。

      问：在暴风雨的夜晚中，那个男性的癔症没有性的意味，我对性的界定和定义还不是很清楚。

      首先我们不能够把沙柯的个案和弗洛伊德的个案混淆起来。沙柯的女患者的个案是说，引起症状是受到了公公的一个诱惑，这个解释不是沙柯的，而是弗洛伊德的解释，沙柯是一个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观点。

      在我讲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我们要理解他童年期的一些事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时候要给予童年期事件以性的意义，而这个事件是和他原始的性是有关的。

      我举一个自己遇到的例子，一个20岁小伙子，他刚刚成为父亲，他有一个症状：窒息感。他来找我做分析，我问他：什么叫做父亲？他的回答很通畅：一个父亲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家人等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补充——我问他不意味着我一直在问，很多时候是沉默的——他的父亲非常的暴力，是一个酒鬼，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后来就是吃饭的时候窒息而死的。对于他来说，父亲死了以后，他当时没有这个症状，是在他自己成了父亲以后，他赋予了自己父亲一个意义。也就是说他没有性关系之前，对于他父亲，他仍然不知道这个父亲对自己的意义，直到青春期，他才赋予了自己父亲死亡的意义，而有了症状。精神分析讨论逻辑，是代的关系和性的关系，如果仅仅把代的关系考虑成一个非性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代和到代的产生，是和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性关系来谈论这个问题。

      问：精神病身体的阻碍，就是他手淫的例子，他说是全能的性欲；而神经症感到是一个身体的威胁。我从前者中没有看到一个对身体的威胁。

      也许是我的错误，也许是你没有听到，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性是由阉割引起的，没有阉割，性就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性，这个小伙子没有经历阉割，这个时候他的性没有界限，于是他幻想一个全能，这个全能是永恒的、不死的幻想。而正是在这个特征中，我们才能讲到精神病。对于一个精神病来说，是一个全能和永恒，但是对于一个神经症来说，不是一个完全的全能，是要死亡的。也就是说精神病患者考虑自己的身体是不死的，不可摧毁的。

      我感谢你的问题，使我们有一个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分，这样一个区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青少年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我们需要区分。确实关于性的精神分析理论我还没有谈，存在着一个从幼儿性欲理论到自身性的原因的过渡，我明天讲。

      问：我听到了一个身体的确认，那个精神病首先是要对身体和彼者的确认，而之前你讲到男孩对自己形象的确认。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两者的区分？

      第二个例子中，他不是通过想象，而是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身体的，因为这个想象的作用是给予身体一个稳固性，一个同一性，就是在镜像的阶段，孩子在镜像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是一个统一的形象，使他的身体获得了一个统一性，获得一种方向，所以说想象恰恰类似于一个轮廓线一样，框住了自己身体的。正是通过这个框范，我们才能通过这个框范使这个实在界和符号界有一个连接。我们不能通过想象来抓捕精神病，而仅仅是通过语言和实在之间的断裂在抓捕精神病。

      问：孩子在镜子中抓捕自己形象，和自己的行动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身体的运动和动作之间的差别，就是，运动是在所有方向的运动，而动作是一个有区分性的运动。动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签名，它们的区分是文字的区分和乱画之间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