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结论性的话语：对于青少年治疗性的行为

       时间过得很快，对我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是我最后的一次课，如同我向人们许诺的一样，今天我将讲我和好几个治疗家说的，心理戏剧设置作为讨论的结束。在这个介绍中间，显然和我到这里来的以后，和大家控制性的谈话，受到的启发和影响同时发现的问题是相关的，但是，我在这里谈话的内容是一般性，这些谈话不是公众性的，而是一般性的。

我首先是从材料开始讲，那么这个材料首先就是言说。当某些人不能说的时候，才是绘画或者胶泥。在成都或者巴黎，我遇到一些年轻的分析家，他们到我这里来，希望获得一种控制，那么他们就带着患者的绘画和泥塑，然后问我：这意味着什么，控制先生？我想说的是，这个雕塑和梦的内容是不重要的，而是做这个绘画、梦的人对其的理解，以及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意味着建立框架的必须性。一个设置的必须性不是说他一周来的次数，付费的多少，而是要让他理解，他和你的工作在什么意义上工作。这个框架的建立能让你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而这个框架的基础、这个原则，就是自由联想的原则，我稍后将用两个辞说——癔症的辞说和分析家的辞说——来讨论它。

      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可以说是给予分析者游戏的规则，同时对于分析家来说，也是游戏的规则。这个规则对于分析家来说，如同弗洛伊德说的“悬浮的注意”，当你在倾听的时候，要保持或者尽可能的实现一个最为自由的联想，也就是说，这个规则邀请了精神功能最为自由的运作。我为了结束我整个的讨论班，我想谈论的就是，一方面是非常理论化的，一方面是非常临床的，当然最终两者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当代的青少年对于精神分析的设置是很感兴趣的？也就是心理的戏剧。

      我们从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瓦隆开始，他们的工作是讲，青少年精神的发展和逻辑的基础结构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被他们归为四个要素：同一性（a=a），否定（a≠非a），邻近性（如果a是真的，就意味着非a是假的），推论（假如a≠非a，那么非a≠a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a＝非a）。具体来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同一性就是说，一个人等于一个人；然后一个人不等于一个非人；还有，如果说一个人是对的，那么这个非人就是假的；一个人是和一个非人不一样的，就意味着这个非人不等于人，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非人等于另外一个非人。整个这样一种陈述，都是一些符号的运作，是一种符号性的陈述，那么这四个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四个符号性的运作，它一方面表达了一个二元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它表达了在二元差异性上更多的差异性。比如以颜色为例子，我们可以说，“蓝色等于蓝色”，这个没有问题，而“蓝色不等于所有的非蓝色”，如果“蓝色等于蓝色”是真的，那么“蓝色不等于蓝色”就是假的，同时如果“说蓝色不等于非蓝色”，也就意味着，“非蓝色不等于蓝色”，但是不意味着“所有的非蓝色等于非蓝色”，比如绿色就不等于黄色，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开放性的陈述。有了这两个陈述以后，我就发现青少年对两个逻辑感兴趣：一个是“非a≠a，并不意味着非a＝非a”，但是经常我们发现，人们没有考虑到青少年的后一个陈述“并不意味着非a＝非a”，对于这一个陈述，人们经常没有考虑这一点。那么这样一个逻辑，正是人类学家工作的、符号界的陈述，因为人类学家关心的是生和死的问题，关于这个生和死的问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陈述“我是活着的”，反过来说，就可以推论“我可能是死的”；但是接下来“我可能是死的”，就推不出“我是死的”。 “我是死的”和 “我可能是死的”，两者的差别就在精神病的患者中听不出来，要获得第二个和第三个陈述的差别，就要参考祖宗的问题，而这个祖宗我们谈论了，是关于父姓的问题。当一个青少年没有办法区分“我可能要死”和“我要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想试图想理解，自己的身体是否是作为一个活着的身体来支撑着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通过身体实在性的享乐来证实，比如酗酒，厌食症等等，通过极端的方式不断来证实自己的身体是活着还是死亡的，并且通过这样一种享乐来获得这样的区分，也就是说，所有的逻辑都是由身体所支撑的。在“我是可能死的”的陈述中，这个陈述就意味着我和已经死亡的祖宗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进入了生命的共同体，从而使我和社会有一种联系，而所谓和祖宗的联系，它包含了三个等级：祖父辈，神话了的祖宗，还有就是话语的法则。在临床中，我们遇到的就是有自杀企图和曾经自杀过的人，他们具有第二个陈述的思想，他们是可能死的，但是他将其变成现实，对此我们一会回来讲。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差异性——男女的差别。如果我们把第一个生和死的差异性引入符号的运算中，我们就会发现：“活人等于活人”，和“活人不等于死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活人等于活人”是真的，那么“活人是死人”就是假的，这个没有问题，接下来，“活人不等于死人”，和“死人不等于活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显然，“死人不等于死人的”，那么在生和死的对子中，最后一个推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它是可以推出来的，那么它就不存在。注意到，要理解，逻辑总是和书写、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次讲课第一次我就书写了，同时对于某些青少年来说，当他们进入理解逻辑的年龄的时候，有时候你要请他书写。在法国，有一些书写的工作室，那里效果也很好。

      关于在进入男女的差别之前，我们仍然要补充一点：青少年需要把自己活着的身体符号化。为什么需要呢？这是涉及到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也就是在孩子进入语言的第一个阶段——剥夺的阶段的时候，这个剥夺使他成为了一个有缺失的大彼者的客体，是填补这个缺口的客体，但是，如果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填补大彼者缺口的客体的时候，他就死了。第二点，是和我们昨天讲的for－da的例子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不在场唤起的是欲望，也意味着这个主体是一个缺失的存在——一个“缺在”，假如说这样一个缺失的存在能够充分的满足彼者的欲望，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缺在了，或者如果他的欲望能够足够的满足，那么他就不是欲望、一个缺在了。如果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他就不是缺在，那么他就死亡了，一方面这个缺失的存在意味着欲望；另一方面必须要有这个缺在才意味着欲望，如果欲望不存在了，这个缺失的存在就死亡了。这是悖论性的关系。

      更准确的说，当时拉康写了这个幻想的公式：$◇a。这个被划掉的主体，还有客体小a，同时有连接和一个分裂的符号将它们搭挂在一起，也就是说，a作为一个幻想支撑着主体的欲望，为什么a是一个幻想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实在性的东西呢？客体小a从来不是一个实在的存在，那么是因为，当我们去认同这个a的时候，同时就意味着我们不是a。比如弗洛伊德说，他像乳房一样，让他的弟子吸他的奶。当然你可以说弗洛伊德认同于乳房，但是他不是一个乳房，可是他不是简单的说：我教育我的弟子，我的弟子在我这里吸收了这么多的养料。这个话说起来就很平淡，同时在这个背后，你会看到弗洛伊德有一个对乳房的认同，虽然不是实际发生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客体小a表达的是一个幻想的公式。比如说，我们说口腔的投注，作为需要，是奶——母亲的奶或者奶瓶里面的奶；但是作为一个冲动的客体，就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而是一个幻觉（注释：冲动最早是对一个幻觉的投注，然后转换成对客体的幻想）——对实在的客体的幻想，而这样一个幻想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满足。通过这样一个幻觉，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口腔的冲动的投注实际上是凝结在口腔和耳朵上的。为什么说这个冲动的客体不是一个实际的客体，而是一个幻想的客体？因为冲动是对我们实际满足记忆的痕迹的再投注，它是发生我们大脑里面的，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发生，它支配着我们实际满足的行动。有了幻想以后，我们再去寻找乳房。而在整个冲动的投注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区分三个时刻：吃，被吃，让彼者吃。同时目光也是：看，被看，让彼者看。声音也是：听，被听，让彼者听。当时第三个时间让大家有点发笑，但是它对于色情主义是非常有效的。在第三个时间——让自己成为彼者欲望的客体，这是在性欲的构造中，是非常重要的。注意到，在实际的性行为中是没有色情主义的，所谓的色情主义是幻想的。这样一个在第三个时刻色情化的倾向，在青少年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青少年期从这里开始。如果没有一个性化了的存在的同一性的构造，那么第三个时间就是灾难性的，就是“倒错”。第三个时间——让自己成为彼者欲望的客体，实际上就是幻想的时刻。而在癔症的辞说中，为什么要讲被切分的主体放在前面，是因为主体始终觉得自己是无法获得满足的，他始终都是一个不满足的存在，那么在安娜·欧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当她成为一个被父亲爱的对象，在俄狄浦斯框架中成为一个姑娘的时候，正是他父亲死亡的时候。正是这样，因为这个被切分的主体始终处在不满足的状态，因此他就要通过癔症和分析家的辞说，来找到自己欲望的原因——a，那么在分析家辞说中，a就成了辞说的动机，实际上是帮助这个被切分的主体理解为什么他不满足？为什么他形成了一个不满足的认同？所以，这个时候，客体小a就成了一个动机。

      癔症作为一个严重的症状，准确来说，逻辑是：我是彼者欲望的控制者，但是我是不满足的。经常严重的癔症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抑郁。这个时候，冲动——如同——我们要分成三个阶段：主动性、被动性、过渡性。而这个过渡的阶段是被拉康幻想的公式表达的。这种不满足性，是通过对彼者的抱怨表达出来的，比如杜拉对父亲就有很多的抱怨，她记得童年期，当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别人家里，她父亲表面上很照顾家人，实际上却是要诱惑照顾杜拉一家的女人，杜拉对此很有抱怨。这个时候如果弗洛伊德不是给予一个解释，而是做一个绕舌的回应，比如“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确实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假装对你很好，其实是对其他女人有兴趣，等等”，我们将这个话称为绕舌，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这么说，而是沉默，这个沉默实际上也是一种解释，就是说：你说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继续说的，而这个还有话要说，不是分析家说，而是你要自己说。这个时候沉默是一个分析者言说的条件，而不是一个纯空的东西。这个时候因为弗洛伊德的沉默，杜拉就会说下去，果然，接下来的分析中，杜拉说：她现在在K先生的家里细心的照料K先生和他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料的目的就是和父亲一样，是为了诱惑K先生。弗洛伊德将这个现象称为“投射”，所谓投射就是把自己的欲望投到彼者身上，而弗洛伊德那个时候做一个绕舌的反应，就没有分析了。比如在我们的分析中，有一些人会抱怨，现在在中国、法国、巴西，再也没有父亲，如果我们说：你说得对，确实这个父权衰落了。这个时候就是绕舌，而没有精神分析了。我们根据上面分析的两个片断，我们可以定义杜拉的情况：她自己要让K先生看到，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她的欲望是，要和父亲有一个孩子，同时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母亲。当我说，因为杜拉正好是处在青少年期，她是一个少女，这个时候母亲不再是童年期的母亲了，不是那个像排便一样、或者从耳朵里面生孩子的母亲了，而是一个和另一个男人有性交易的母亲了，所以青少年期的欲望是一个性化了的欲望，这样一个第三个时间——让吃、让看、让听，它表达的是欲望的位置。而对于青少年期的欲望的位置来说，仍然是他认同于男人或者女人。而在这个时候，活着的言在的大彼者不是尸体，而是祖宗，也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是一个尸体，就是Méloncolie的状态，因此不是尸体，而是祖宗。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彼者，它既是活着的，也是言在的，也是性化的，这就是青少年的问题。所谓性化的大彼者，就是性的法则。

      现在，如果我们用生物学的男女标志来讨论男女，XX是女人，XY是男人，我们把这样一个标志套在逻辑的公式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XX＝XX”、“XX≠XY”，同时“XX＝XX”这个陈述可以推出“XX≠XX”是假的，那么第四个“如果XX≠XY，那么就意味着XY≠XX，XX就是真”，但是最后，同样的，“所有的非XX≠所有的XY”，这个陈述是假的。在古代的社会，比如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我们有很好的区分，男人种田，女人织布，是很好的区分了的，男女各为一半，那么就是和上面用生物学的标志来表达的四个陈述是一致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社会组织的层面讨论来说。但是在现在社会就遇到了问题，比如古代，男人读书，女人不能读书，现在都读书上学了，那么“读书”就不能构成一个男女的区分，在古代它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它不够了，因为男女都具有共同的读书的行为。也就是提出了问题：在原来传统的社会中，男女如同染色体一样是区分开了的，很清楚；但是，现代社会中不清楚了。这是从社会组织学的层面上来说的。从精神分析来看，在拉康的公式中，客体小a是没有被性别化了的，所有的男孩女孩中，乳房、粪便、声音、目光都是没有性化的，不管对于男孩女孩来说，他们都需要母乳，因此是没有性别化了，也就是在无意识的水平中，没有一个区分男女性的表象——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没有死亡的表象，因此就需要主体去构造一个男女区分的表象，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青少年期的任务。

      因为我们说了，青少年需要一个性别化的构造，但是这个构造是以一个非性别化的幻想结构为基础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就要考虑到在性别化的过程中的这样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少年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开着摩托车来撞我，我叫了一声。如果我仅仅解释，我认同于梦中的我，我会作出一个性幻想的虐待，如果这样，分析就不能向前走，恰恰要理解，在这个梦的后面，是他和他的母体没有脱离的一个表达，这个声音恰好是他发出来的一个叫声，这个叫声是呼唤失掉的母体。如果这样解释，分析就会向前大大的走一步。

      从刚才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一个性别化的认同是以建立在早期非性别化的认同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第四个陈述就起作用了，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男女之间的认同的构成，和生物学的公式是有区别的，那么就是第四个陈述：上面的推论并不蕴涵着，所有的非男性等于非男性，所有的非女性等于非女性。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中间的状态——他不是男性的，但是不意味着他必然是女性的；她不是女性，但是不意味着她必然是男性。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对问题的分析以后，我们就说到了所谓心理戏剧的问题的方法。

首先我们有五个治疗者：一个导演，两个观察者，至少还要有两个演员。然后，如果是一个处在Méloncolie，也就是精神病状态的一个少年，那么这个时候就仅仅只有这个少年，因为这样一种少年本身就是一个空，其它的客体也是空，那么我们需要治疗者来扮演他讯问的一些角色：比如父亲或者母亲。让他来理解，从而建立起这样一个基本的和幻想的关系、和客体的一种基本的认同关系，如果是神经症，那么这样少年就可以有几个，因为他们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他们可以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当我们问青少年愿意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他们经常说：他们想出去玩，但是父母不同意；他想和别人约会，但是父母不同意；或者他处在一个考前焦虑的状态中，他想演的戏剧的主题都是和过渡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必须理解的是，一方面，这样一个关系——对幻想客体认同的关系，是一个基础，但是在幻想的认同中，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性别化的问题，如果他要构成男人女人的欲望，他又要借助最早期的认同来实现，也就是要让他从无性别化的幻想过渡到性别化的幻想中。所谓的性别化的认同，就是让看、让听，也就是说他需要让另外一个彼者把他认为是男人或者女人，那么这个彼者一定是一个性别化了的彼者，而不是早期的母体的彼者，还没有被性别化的彼者所认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作业题目：青少年：性化&死亡

      ——关于青少年的一个可能的精神分析治疗

      问：在青少年中有很多的被视的焦虑，那么怎样放在今天讲的三个时刻中呢？

      当然这个被看的焦虑显然是应该被纳入到三个时刻中来讨论的，这个被看的焦虑直接的描述就是：我自己非常透明，什么东西都被别人看到了，一般说来，应该是他看到一个东西是不应该看的。他自己被看和他看到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究竟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个事件是其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彼者，这个彼者始终是和一个缺在的彼者，这个彼者并不是始终像我们要求他那样做的那样做，彼者并不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请求和欲望的。

      所谓的被看，是一个彼者看我，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彼者的目光，也就是说当我在看彼者的目光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目光的意思，对我好还是坏，这是不清楚的。在拉康的第11个《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讨论班中，讨论过，一个画家在画上画了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在看他，同时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渔父在吊沙丁鱼，突然他发现这个沙丁鱼在看他，当时可能有一个闪电。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在这个情况下，彼者的目光的意义对于自己来说始终是不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存在这个焦虑，也有第三个时刻的因素，他怕被看的后面，实际上他做了很多行动来让被看，也就是说，看、被看和让看，都在这个里面，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是彼者始终是缺在，而这个缺在始终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应该抓住这一点。

      我想起在中国，同时在日本，这个“面子”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人们关注面子，不是一个文化的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是青少年的问题，这个面子是一个在其他人眼中的面子，别人怎么看自己。在青少年的时候，他要被彼者再接受，他处在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他需要另外的一些彼者所接受。这个时候他需要重新构造他的面子，也就是要重新构造他的认同，这个认同是被别人承认的认同，这个认同总是相对于别人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会有一种被别人目光迫害的感觉，正是这样，这个心理剧对孩子就很重要，一方面他演的时候，他被其它演员看，构造面子、被看；同时所有的活动能够被翻译成语言，他有一个去视觉化的过程。这对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

      问：通过最后一个逻辑的陈述我们是否能很好的理解同性恋？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来：这个性别化的过程是一个青少年期的构造，当性别化以后，就意味着最早期的享乐的剩余，那么这个享乐的剩余是没有被性别化的，幻想着享乐。那么就是存在着一个没有被性别化的享乐，另外，有不同类型的同性恋。对于一个女性的同性恋来说，她的伙伴可能是她的镜像；而对于男性的同性恋来说，他可能是为了证实，他的身体是和母亲一样的身体还是一个男性的身体。那么你想说的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同性恋？（请讲一下女性的吧。）

      关于女性同性恋的问题，首先，她是分成两个基本的形象：最初的大彼者的身体——母性的身体，第二个是最初女性性别化了的身体。精神分析是对幻想的分析，而不是对行为的分析。从幻想来说，在我们讲的弗洛伊德的女性同性恋的个案中，不是她行为的重要性，而是她的幻想，之所以要父亲的在场，是因为她试图通过和一个女士的行为来诱惑父亲。也就是说存在着，她试图和母亲的身体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女性的形象，没有通过石祖的定义来获得界限，第二个是和母亲的融合，这两者是不同的。

      问：爸爸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精神分析的父亲是抽象的，那么我想问，精神分析的父亲是不是有符号的、想象的、还有符号与想象之间矛盾的父亲？

      我非常感动，对于你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来理解精神分析的父亲，同时你在家里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儿，为你父亲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的问题表达了在中国的儒家“孝道”的概念，非常好。

      就是说，三点结的拓扑模型，不是一个无意识的模型，而是一个人类经验的模型，同时另外一个混淆，就是不要把被压抑的东西和没有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混淆。父亲是没有被压抑的，压抑的是对父亲乱伦的欲望，因此要区分，被压抑的才是无意识。无意识指示着欲望和冲动。

      问：如果把孩子换成女儿，她是不是与父亲也有乱伦的禁忌？这个禁止来自于母亲，这个母亲是不是也不是全能的？在俄狄浦斯神话中，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倒推？

      首先要理解，不是在家庭中具体的人。问题稍微有点复杂，在中国有一个对称的阴和阳的思想，而在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对称的：所谓的乱伦禁忌是一个话语的规则。话语的规则就是一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一个距离，是不能粘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当母亲和孩子分开的时候——规则使得母子分开，这个分开的过程中，孩子就会有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在幻想中，他都投射到父亲那里，一个实在的父亲，认为是父亲将母亲和他分开的。这里有一个不对称性，刚开始的时候，孩子总是和母亲是粘在一起的，有一个第三者将他们分开，这个时候孩子在幻想中就认为，因为实际上确实有一个第三者——父亲，那么孩子就认为这个人是父亲。第二点，我们不能有一个心理学的现实性的推理：精神是物质的反映。而经常是相反的，现实和幻想是两回事情。我就遇到一个例子，孩子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他长得比一般的孩子要高大，但是他并不开心而是很痛苦，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因此我们和他工作，发现在他脑袋里面，他想象他母亲是一个全能的母亲，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母亲是一个酒鬼，她不能够工作，只能天天躺在家里喝酒，因此不能抚养他，才将他送到孤儿院去的。所以，我们遇到经常的情况是：实际的父母是非常弱小的，他们没有能力来带孩子，但是在孩子脑袋里面，他将父母想象成全能的。所以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经常是矛盾的。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的工作使得孩子放弃了一个母亲全能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对自己的成长感到高兴，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对母亲接近现实的一个想法。精神分析不是对行为的分析，而是对幻想的分析。经常的情况下，幻想和现实是相反的。

      问：在语言中，我们只有男人骂母亲，而女人没有只有借助男人的话语来表达，在文化中，没有一个女性的地位，我想这也是女性主义起不来的原因。

      在一个社会的平面上，不管是法国、中国还是巴西，女性的位置比较低，我完全同意，但是这是一个共同语言层面上的问题，但是不要忘了，每一个分析者他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一定要区分共同的语言和每一个分析者独特的语言。

      我在这里差不多渡过了15天，10天的讨论班，还有一些共同的讨论，我都感觉到我被大家很好的接待，我也觉得非常的愉快，这段经历是我永生难忘的，我希望在圣诞节晚会上

再次和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