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病理现象时，语言学的用法使我们能把症状（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区分开，但又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观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状的表现、并很想知道个中原因的话，我们很难设想有必要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两个概念并不处在同一水平。抑制与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联系。它不一定有病理学的含义。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某种功能的正常限制称为对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状实际上指的是某种病理过程的表现。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种症状。所以，当仅仅出现功能的降低时，根据语言学的用法，人们便使用抑制这个词，当某种功能经历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变化，或者当某种新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时，便使用症状一词。我们是强调病理过程的积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症状，还是强调其消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抑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是一件相当任意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说明的这个问题也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 

　既然抑制这个概念与功能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着，那么，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种功能，以便发现这些功能的任何障碍在每一种不同的神经症疾病中可以想见的形式，这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饮食功能、运动功能和职业功能为例，来进行一下这种比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于引起许多的障碍。大多数障碍表现出简洁的抑制性特点，可归入心理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类。性功能的正常活动只能表现为某种非常复杂的活动过程的结果，其障碍可以在其中任何时候出现。男人身上出现抑制的主要阶段表现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力比多的转移（心理上的不快乐）；没有为此做好生理准备（勃起不足）；性活动的简略（早泄），它的产生同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症状；性活动在达到其自然结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现生理后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碍产生于依赖特殊条件（如性倒错或恋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与焦虑之间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抑制显然代表某种功能的放弃，因为其活动会引发焦虑。许多女人公然声称害怕性功能。我们把这类焦虑划归为癔症，就像我们对厌恶的防御症状所做的那样。它最初是作为对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性活动的反应，后来则表现为每当这种活动的观念一出现，就产生这种反应。此外，许多强迫性活动结果却是针对性经验的一些预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征。 

这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我们只能注意到，引发性功能障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转移（这似乎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属于抑制的东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没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会通过具备与此相关的条件而受到阻碍，或者通过转向其他目的而发生变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产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过产生焦虑而立即受到阻碍；（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么，随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抵御它的反应，试图挽回已经做过的事。

（二）营养的功能最能经常地受到厌食的阻碍，这是由于力比多的退缩所导致的。饮食欲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强迫饮食是由于害怕饥饿；但这是一个很少研究过的主题。我们认为呕吐的症状是对饮食的一种癔症性的防御。由于焦虑而拒绝饮食，这是伴随精神病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情况（中毒性幻觉）。

（三）在某种神经症情况下，运动往往受不愿意走路或走路时虚弱无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种运动器官的瘫痪，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器官功能将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独有的特点是，由于引进了某些规定而使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引起焦虑（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治疗工作中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症状来对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乐趣，或者变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继续工作的话，他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如疲倦、眩晕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个癔症患者，那么，由于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瘫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他将不得不放弃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将永远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将通过延误和一再重复而把时间消耗在工作上。 

我们的考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透视到展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们不妨以这种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对于它的意思是什么几乎不留下疑问，并且说，抑制是限制某种自我功能的表现。这种限制本身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机制，类似于支配它的某种一般的目的。

　这种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出来。分析表明，当弹钢琴、写字或者走路之类的活动属于神经症抑制时，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身体器官——手指或腿——已变得过分强烈地性欲化了。人们业已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某种器官的性意义增加，该器官的自我功能便会减少。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相当荒唐的类比，那么，可以说，其行为就像是一个拒绝继续做饭的女仆，因为他的主人已开始了与她谈情说爱。只要设想到写字（它使钢笔水从笔管中流出，流到一张白纸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设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象征性的替代，那么，写字和走路就会发生中止，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性活动的表现。自我往往放弃这些位于其领域之内的功能，以防止采取新的压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发生冲突。 

显然，还有一些抑制是服务于自我惩罚的目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职业活动的抑制中。人们不允许自我从事那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带来成功和收获，而这些事是严肃的超我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们也放弃了，以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则服从一种不同的简单机制。当自我被卷入到某种特别困难的心理任务中时，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种可怕的情感压制、在持续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时所发生的那样，自我就会失去许多受其控制的能量，进而不得不立刻在许多方面削减其消耗。若处在投机商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和他的许多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我遇到过这种尽管是短命的、但却是强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例子。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去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性疲劳，每当有某件明显使他发怒的事情出现时，这种病就会持续一天或数天。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看法，由此就应该能够了解到一般抑制情况的特点，即抑郁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最严重形式——抑郁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强行实施，亦可以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症状，因为症状不可能再被描述为发生在自我内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种过程了。

（第二章） 
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主要特点早就得到了研究，并且，我希望它已经不容争辩地被确定下来了。症状是一种已经束之高阁的本能满足的标记和一种替代物；它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当自我——也可能是在超我的命令下——拒绝与本我产生的某种本能贯注建立联系时，压抑便从自我中产生。自我能够借助于压抑而保持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那种不能成为意识的、应受指责的冲动的工具。分析表明，这种观念常常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形成而继续存在着。

迄今为止似乎一切都已经清楚了，但是我们很快便发现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对压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明，都非常强调这个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观点。但这却使其他观点无法明确下来。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本我中被激活的并且寻求得到满足的本能冲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回答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正是由于压抑过程，才使期待由满足带来的快乐被转变成了不快乐。但是，由此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本能的满足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明确的说明，由于压抑的结果，本我中有目的的兴奋过程根本没有出现，那么，全部的事情就弄清楚了；自我成功地使之受到抑制或发生了转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处在压抑之下的“情感转换”问题也就消失不见了。同时，这种观点意味着本我对自我的一种让步，结果使得自我可以对本我中的过程施加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将不得不找出自我以什么方式才能形成这种令人惊讶的力量。 

在我看来，自我是凭借它和知觉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获得这种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联系构成了其本质，并且为自我与本我的区别提供了基础。我们称之为知觉意识（Pcpt.—Cs.）的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和意识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获得兴奋，并且力图借助于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感和不快感，即根据快乐原则来指导心理事件的过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我是无力抵御本我的；但是，当自我与本我中的本能过程相对立时，为了借助于那个几乎全知全能的机构，即快乐原则，来获得其对象，它只好发出一种“不快乐的信号”。为了暂时说明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小宗派反对某项业已提出的措施，虽然这个措施的条文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个占少数的宗派却控制着新闻出版业，并依靠它的帮助来操纵那个伟大的仲裁者，即“舆论”，从而成功地阻止这项措施通过。

但是，这种解释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被用来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呢？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内部过程的防御将以针对外部刺激的防御为榜样，自我沿着同样的路线避开内外部的危险。在外部危险的情况下，有机体求助于逃避的企图。它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把贯注从危险对象的知觉中撤出来；后来它发现，进行这种肌肉运动，将会使对危险对象的知觉即使在不拒绝觉察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觉察到，这倒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就是说，把自己从危险区域转移出来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压抑等同于这种逃避的企图。自我把它的（前意识的）贯注从即将受到压抑的本能代表那里撤下来，并且把该贯注用于释放不快乐（焦虑）这个目的。焦虑是怎样随着压抑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这种观点，即自我是焦虑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能量是自动转换成焦虑的。如果我早先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表达我的看法，那么，我就是在进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而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种心理玄学的说明。 

这便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不快乐和焦虑只能由于贯注的增加而产生，那么，仅仅是一个撤出和释放的过程，例如前意识自我贯注的撤出，又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或焦虑呢？回答是，这个因果序列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焦虑不是在压抑中新创造出来的；它是根据一种已经存在的记忆意象而重新产生的一种情感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这种焦虑的起源——以及情感的一般起源——我们将离开纯心理学领域而进入生理学领域。情感状态在心灵中作为原始创伤经验的沉淀物而被结合起来，并且，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这些经验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得到复活。我并不认为我把它们比作更近期的、个体获得的癔症发作（hysterical attack），并把它们视为其正常原型是错误的。在人和高等动物中，出生的活动作为个体最初的焦虑体验，赋予焦虑感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尽管承认这种联系，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强调它。但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生物学的必要性要求，某种危险情境应该具有情感象征，以便使这种象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创造出来。另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下述假设是公正合理的：每当焦虑爆发时，像出生情境的重现这类事情就会在心灵中产生。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尽管癔症发作最初是这种创伤的再现，但它们是否永久保持该特点呢？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们在治疗工作中不得不处理的大多数压抑都是后压力（after—pressure）的情况。这些地方都预先假定这种更早期的、原始压抑的活动，认为它们对较近期的情境有某种吸引力。对于压抑的背景和初始阶段我们还几乎一无所知。有一种过高估计超我在压抑中所起作用的危险。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是否由于超我的出现，才在原始压抑和后压力之间画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怎么说，焦虑最早期的爆发是非常紧张的，是在超我分化出来之前出现的。很有可能，直接促使原始压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量的因素，如过度的兴奋和抵挡刺激的保护罩的破裂。 

提到这种保护罩向我们发出警报，提醒我们压抑是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出现的——即，当某种不需要的本能冲动被某种外部知觉唤起，以及当没有任何这种刺激时它在内部产生时。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种差异。但是，只有在涉及到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本能需要时，这层保护罩才能存在。

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指向自我的逃避企图，我们就不可能更接近症状形成这个主题。症状产生于压抑发生有害影响时的某种本能冲动。如果自我通过利用不快乐的信号，获得了全面压抑本能冲动的对象，那么，我们将无法得知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能从必须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压抑描述为失败的那些情况中找出有关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一般说来就会是，尽管有压抑，本能冲动仍然找到了某种替代；但这种替代经过了大量还原、移置和抑制，不再被视为一种满足。而当这种替代的冲动得以实施时，就不会有快感；相反，对它的实施具有某种强迫的性质。 

当把某种满足过程降低为症状时，压抑便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如果有可能，这种替代过程就会通过运动而被阻止得到释放；即便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使主体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上，而不允许接触外部世界，绝对不允许把它转化为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压抑中自我是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活动的，因而它阻止替代过程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 

就像自我控制着向外部世界采取行动的道路一样，它也控制着通往意识的通路。在压抑中它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制约着本能冲动本身；另一方面制约着该冲动的（心理）代表。在这一点上人们会中肯地询问，怎样才能把对自我力量的这种认识同我在《自我与本我》中对其地位所做的描述结合起来呢？在那本书里，对于自我和本我及超我的依赖关系，我绘了一张图，并揭示了在涉及到这两个方面时对它是怎样无力而又忧惧，以及它以多么大的努力试图保持它对这两者的优越性。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作者都非常强调自我在同本我的关系中十分虚弱，我们的理性成分在面对我们内部的这些恶魔般的力量时也十分虚弱；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把我所说的话变成精神分析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一个基石。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具有关于压抑在所有的人们身上发挥作用之方式的知识。从这些知识出发，他们将不会采纳这种极端而又片面的观点。

　我必须承认我一点儿也不偏爱这种杜撰的世界观。不妨将这些活动留给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公开宣称若没有那种导游手册向他们提供关于每一个主体的信息，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其人生的旅游。让我们谦卑地接受这种轻蔑吧！这些哲学家处在有其优势需要的优越地位，自然有理由怀着这种轻蔑而看不起我们。但是，既然我们还不能放弃我们自恋的傲慢，我们便可从下述反思中获得安慰。反思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手册”很快就会过时，而且正是我们这种短视的、狭隘的和过分讲究细节的研究迫使它们再以新的版本出现，即使是其中最新式的东西也不过是试图为古老、有用和完全充分的教会教义回答手册找到一个替代物。我们完全清楚，迄今为止科学对我们周围的问题所做的说明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无论哲学家们花费多大力气，他们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境。只有病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属于某种确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渐导致某种改变。不觉天黑了仍在赶路的旅行者可能会在黑暗中唱着歌，否认他自己害怕；但尽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远的路了。

（第三章） 
　　让我们再回到自我问题上来。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归咎于我们做了过分严格的抽象，归因于我们对于事实上非常复杂的事态，时而把注意力转向这边，时而把注意力转向那边。我认为，我们把自我同本我区别开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于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们有一些考虑。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过是本我中特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本身和整体截然不同，或者在两者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裂，那么，自我的弱点就变得清楚了。但是，如果自我保持着与本我的联系，且不能与之分离，那么，它就会表现出它的力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的；当它们之间出现紧张或冲突时，一般说来我们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在压抑中带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自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本我则不是。确实，自我是本我组织上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本我和自我描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假设，当自我试图借压抑来压制本我的一部分时，那么，本我的其余部分就会来援救处于危险中的部分，并且同自我较量，那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可能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但肯定不是压抑中所发生的最初情境。一般说来，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孤立的。虽然压抑的行动表现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无力、本我的各种不同的本能冲动怎样不受影响，但对于由于压抑作用而转变成为症状的心理过程来说，现在却保留在自我的组织之外，并且独立于它。我们确实可以说，不是这个过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这种治外法权般的同样的优惠；每当它们与自我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起联想性的联系时，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将不会把那一部分拉到它们跟前，并且以牺牲自我来扩展它们自己。我们早就熟悉的一种类比是把症状比作一种异物，它持续不断地在它所置身的组织中发出刺激和反应。有时候则发生这种情况，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而进行的防御斗争，会随着症状的形成而结束。就我们所见，这种情况在癔症转化中最为常见。但通常，后果是不同的。最初的压抑行动之后紧跟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事，针对本能冲动的斗争延续为针对症状的斗争。 

在这场次要的防御斗争中，自我以矛盾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两面性。它所采纳的一条行为路线起源于这一事实，其本性强迫它确定必须把什么视为企图恢复或企图调解。自我是一种组织。它建立的基础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影响。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现出它起源于冲动的痕迹，这种冲动要求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统一体。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这种结合的要求在比例上变得愈益强烈。因此，自我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并且借助于这些结合把它们合并到其组织之中，竭力防止症状分离出来成为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在形成某种症状的活动中已经起作用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实例是那些癔症症状，它们已经表现为在满足的需要和惩罚的需要之问达成的一种妥协。这种症状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自我中，因为它们满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着被压抑的东西所占据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组织中去的观点。它们是一种有混合驻军的边防站（无论这些最初的癔症症状在这些方面是否是建设性的，都值得我们非常仔细地加以考察）。现在自我的行为表现说明，它仿佛认识到症状已经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力地接受这种情境，并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它对症状进行适应——对与它不相容的内部世界的这个方面进行适应——就像它在正常情况下对真实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样，它总可以发现许多这样做的机会。症状的存在可以对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可利用症状来满足超我的某种要求，或者拒绝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种要求。症状逐渐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们发现，提出自身（self）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来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结合，越来越成为自我必不可少的东西。围绕着一个异物进行“治愈”的身体过程，所遵循的竟是这样一种过程，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夸大对症状进行这种次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认为自我只是为了获得好处才创造了症状，其结果都是很危险的。这样做，无异于是在说，一个在战争中腿受伤的人索性把腿弄掉，这样他就可以靠抚恤金生活，而不必做任何更多的工作。 

在强迫性神经症和妄想狂中，症状所依托的形式变得对自我非常有价值。因为症状为此而获得的将不是某些好处，而是一种自恋的满足，否则连这种满足也得不到。通过使他感到他比其他人好，因为他特别爱清洁或者特别认真，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建构的体系便以此来奉承他的自身之爱。妄想狂患者的妄想建构给其敏锐的知觉力量和想象力量提供了一个他不可能轻易地在其他地方找到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所熟悉的患了一次神经症之后的“（继发性）疾病获益”（［secondary］ gain from illness）。这种收获可以帮助自我尽力把症状结合进来，并增加症状的稳固性。当分析者以后试图帮助自我同症状做斗争时，他会发现自我与症状之间这些调解性的结果是在抵抗方面发挥作用的，而且它们的结合是不容易松动的。

自我针对症状所采纳的这两条行为路线实际上是直接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继续进行压抑。但是，看起来我们不能谴责自我是不一致的。作为一种和平的倾向，它愿意把症状结合起来，使症状成为它自己的一部分。麻烦就来自症状本身。因为症状作为被压抑冲动的真正替代物和派生物，承担着被压抑冲动的角色；它持续不断地更新它想要获得的满足，因而又反过来强迫自我发出不愉快的信号，并使自己处于防御姿态。 

针对症状进行的次要防御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对此说得太多，除非我们探讨了症状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例子。而当这样做时，我们将有机会探讨焦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早就在背景中隐隐约约地出现过的问题。最明智的计划是从癔症性神经症所引起的症状开始。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考虑这些情况，强迫性神经症、妄想狂和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形成的。

（第四章） 
让我们先从一个患癔病性动物恐怖症的幼儿开始说起吧——例如“小汉斯”的病例（1909b），他对马的恐惧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征中无疑是很典型的。变得比较明显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经症的具体病例中，只要我们处理的是抽象作用（abstraction），那么，事态就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并确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是什么，它发现了什么样的替代性症状以及寻求这种压抑的动机来自何处。 

“小汉斯”拒绝走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马。这就是这一病例的原材料。它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这种症状？这种恐惧是他本身固有的吗？这是他为其恐惧所做的对象选择吗？这是他要放弃其活动自由吗？或者说这只是这些情况的多种结合吗？他所放弃的满足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必须放弃？

乍看起来，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病例并不那么含糊不清。“小汉斯”对马的无法解释的恐惧是症状，他不能走到大街上去是一种抑制，是他的自我对自己施加的一种限制，以便不致于引起焦虑症状。第二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随后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将不再关注这种抑制。但是，就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症状而言，表面上熟悉这种病例并不能对此做出真实的阐述。因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对马的一种模糊的恐惧，而是一种明确的恐惧心理，即马要吃掉他。确实，这个观念正力图从意识中撤出来，用一种不明确的恐惧症取而代之，其中只有焦虑及其对象仍然会出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才是其症状的核心吧！ 

只有当我们对这个小男孩的心理情境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对此做了阐明，我们的研究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他正对其父亲持一种妒忌和敌意的俄狄浦斯态度，但是，他又深切地爱他的父亲——除非在他的母亲是导致疏远的原因时例外。这样我们便从中发现了一种由于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而导致的冲突：指向同一个人的有充分根据的爱和同样合理的恨。“小汉斯”的恐怖症必定是想要解决这种冲突。这种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可能具有另一种典型的结果，在这两种相冲突的感受中（通常是情感的感受），有一种得到极大的加强，另一种则消失不见了。得到一定程度夸张的并具有强迫性的情感与下述事实是相违背的：它并不是一种唯一地表现出来的情感，而是时刻警惕着要使相反的感受受到压制，使我们能够假设有一个过程在起作用，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借助于（自我中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进行压抑的过程。像“小汉斯”这样的病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向作用的痕迹。由于矛盾心理而引起的冲突显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出路。 

同时，我们还能明确地提出另一种观点：“小汉斯”身上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其父亲的一种敌对的冲动。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对他的分析中获得的，而关于咬人的马的观念是随后发现的。他曾经看见一匹马摔倒，他也曾看见一个游戏伙伴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当时他正和伙伴一起骑在马上玩耍。分析得出了合理的推论，他有一种愿望冲动，希望他的父亲像他的游戏伙伴和马那样摔倒受伤。另外，他对有人会在某种情况下离去所持的态度，可能表明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希望父亲靠边站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相当于想亲自把他的父亲推到一旁的想法——就是说，相当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杀人冲动。 

迄今为止，在“小汉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和我们猜想可以在他的马恐怖症中发现的这一冲动的替代物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我们不妨把幼儿期因素和矛盾心理放到一边，从而简化一下他的心理情境。我们不妨设想他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和这一家的女主人相爱了，而且收到了她的一些爱的纪念品。他恨他的男主人，这个男主人比他强而有力，他很想把他赶到一边去。因此，他害怕男主人报复他，并对他产生了恐惧——就像“小汉斯”形成了对马的恐惧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属于这种恐怖症的恐惧描述为症状。如果“小汉斯”爱上了他的母亲，并且表现出对其父亲的恐惧，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他有神经症或恐惧症。他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使之成为神经症的只是一件事情：用一匹马来取代他的父亲。因此，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有被称为症状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构成了可以选择的机制，使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得到解决，而无须反向作用的帮助。这种移置作用是在“小汉斯”年龄很小的时候形成或受到促进的，因而天生就有的图腾思想的痕迹仍然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复活。儿童还没有认识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还不能如此夸张地强调把人类同动物世界分离开来的鸿沟。在他们眼里，大人是他们既恐惧又敬佩的对象，仍然属于和大动物同样的范畴，他们和大动物都有那么多令人妒忌的属性，但儿童却被警告要防备这种大动物，因为它会变得很危险。我们发现，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并不是针对同一个人进行的：可以说是智取来的，即把两个相冲突的冲动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作为替代对象的人。 

至此一切都已清楚了。但是，对“小汉斯”的恐怖症的分析在某一方面却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构成症状形成的歪曲在心理上并不代表受到压抑的（观念内容的）本能冲动；它代表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只相当于对令人不快的本能做出的一种反应。如果“小汉斯”形成的不是对马的恐惧，而是倾向于虐待它们和打它们，或者如果他以明确的话语表达了一种想要看到它们倒下或者受到伤害、甚至因惊厥而死（“把马蹄并成一排”）的愿望，那么这就和我们的预期一致了。其实在对他的分析中确实出现了这种事，但这根本没有处在他的神经症的显要位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对他的父亲而是对马产生了这种敌意，作为他的主要症状，我们就不应该说他患有神经症。不论我们对压抑的看法，还是我们对症状的定义，肯定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当然，有一件事立刻使我们感到震惊：如果“小汉斯”真的对马采取那种行为，这就意味着，压抑丝毫也没有改变他那令人不愉快的、攻击性的本能冲动，而只是改变了它所指向的对象。

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压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形成“小汉斯”的恐怖症时所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从另一次分析的一部分中还能猜到多少东西呢。 

我们知道，“小汉斯”声称，他所害怕的是马会咬他。现在，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了解到对于另一种动物的恐怖症的起源的情况了。在这个例子中所害怕的动物是狼。它也具有替代父亲的意义。这个病人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这是个俄罗斯人，我是在他二十多岁时才对他进行分析的——曾做过一个梦（其含义是在分析中揭示出来的），此后不久便形成了一种害怕被狼吞食的恐惧，就像神话中的七只小山羊那样。在“小汉斯”的病例中，他的父亲经常骑在马上逗他玩，这个确定的事实无疑决定了他把马选作他的焦虑动物。同样，至少是很有可能，我的这位俄国病人的父亲在同他一起玩耍时，经常装成是一只狼，开玩笑地威胁要把他吞食掉。此后我又碰到了第三个例子。病人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来找我进行精神分析。确实，他并没有形成一种动物恐怖症，但正是由于这种空缺，他的病例才有助于说明另外两个病例。他还是个孩子时曾被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引发了性兴奋。有人给他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小偷追赶一个“卖姜饼的”人，想要吃掉他。这个美国人把自己与这个可能被吃掉的人相认同，而把那个阿拉伯小偷很容易地当作父亲的替代物。这便为他的自淫幻想（auto—erotic phantasies）奠定了最早期的基础。

被父亲吞食的观念是一个典型且古老的童年期材料。在神话学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类似的情况（例如关于克罗诺斯的神话），在动物王国里也有类似的事。尽管有这样的证据，但由于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不熟悉，我们仍很难相信它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存在。我们既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它想要说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怎么能成为恐怖症的主题。分析观察提供必要的信息。这表明，被父亲吞食的观念以某种经历退行衰减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希望在生殖器之爱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的消极而又温柔的冲动。对这个病例史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为这种解释留下了更改的余地。确实，当生殖器冲动用属于接替的转换阶段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这个阶段介于力比多的口腔组织和施虐癖组织之间，它决不会表现出具有温柔目的的迹象。另外，究竟它只不过是一个用退行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心理）代表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在本我中指向生殖器冲动的真正的退行衰减的问题呢？这可是一点也不容易确定的。那个俄罗斯“狼人”的病例史非常明确地支持第二种更严格的观点，因为从那个决定性的梦开始，这个小男孩变得淘气、惹人烦，并有施虐倾向，不久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强迫性神经症。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看到，压抑并不是自我能够用来服务于防御的目的、以抵御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的唯一手段。如果它成功地进行了本能退行，那么，这实际上比压抑它造成的伤害更大。确实，有时候在强迫一种本能以这种方式退行之后，它会继续压抑这种本能。 

关于“狼人”的病例和“小汉斯”的那个不太复杂的病例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我们已经得出了两个未曾预料的发现。在这两种恐怖症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父亲的一种敌意的冲动，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也许会说，那种冲动被转换成其对立面的过程压抑了。病人不会对他的父亲发动攻击，倒有可能父亲（以报复的形式）向病人发动攻击。既然这种攻击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植根于力比多的施虐阶段，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衰减才能把它还原到口欲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小汉斯”害怕被咬的恐惧中只是一种暗示，而在“狼人”害怕被吞食的恐惧中则明确表现出来。然而，除此之外，分析还表明，肯定还有另一种和屈从于压抑的性质相反的本能冲动。这是一种指向父亲的温柔而又消极的冲动，已经到达了力比多组织的性器欲阶段。就压抑过程的最终结果而言，这种冲动似乎确实是两者当中更重要的。它经历了更深远的退行，并对恐怖症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追究某一种单一的本能压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过程有一种趋同现象。这两种本能冲动已被压抑所制服——对父亲的施虐攻击和对他的一种温柔消极的态度——形成了一对对立面。另外，对“小汉斯”病例的全面考察表明，其恐怖症的形成也具有放弃他对其母亲充满感情的对象贯注的作用，尽管他的恐怖症的实际内容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压抑过程攻击的几乎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成分——他对其父亲的敌意而又温暖的冲动和他对其母亲的温情冲动。在我那位俄罗斯病人身上，这种事态不太明显。 

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只是想研究由于压抑而导致的症状形成的简单病例，出于这一目的也只选择了最早期的以及显然是最清楚明白的童年期神经症，因此，上述这些说明把事情弄得不受欢迎且复杂化了。我们已经发现不只存在一种压抑，而是有许多压抑，还包括退行。或许我们对这两个动物恐怖症的病例的探讨——即“小汉斯”和“狼人”——增加了这种混乱，仿佛它们的性质相同似的。事实上，它们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只是针对“小汉斯”的病例，我们才可以明确地说，他的恐怖症所要应对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主要的冲动——他对其父亲的攻击和他对其母亲的过分喜爱。对他的父亲毫无疑问也有一种温柔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压抑相反的情感中起着作用。但是，我们既不能证明它强烈到足以把压抑施加给自己，也不能证明它以后便消失了。其实，“汉斯”似乎是一个具有所谓“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男孩。很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因素实际上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我们却无法证明存在。即使是最详尽无疑的分析也是如此，在数据上亦有漏洞，也不足为证。在那个俄罗斯人的病例中这种不足俯拾皆是。他对女性对象的态度曾受到一次早期诱奸的干扰，因此他那消极的、女性的方面便强烈地发展起来。对其狼梦的分析几乎没有发现对其父亲的有意攻击，但却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压抑所制服的是他对其父亲的消极温情态度。在他的病例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因素却没有得到证明。尽管这两个病例有这些差异，几乎形成了对立，但最终的后果——恐怖症——怎么可能会大体相似呢？答案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找。我认为这可能在第二个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是在我们比较简略的考察中出现的。在我看来，在这两个病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行使压抑的动机力量是什么，能从这两个孩子最后所遵循的发展路线证明我们对其性质的看法。这个动机力量在两者当中是相同的。这便是对即将发生的阉割（castration）的恐惧。由于害怕被阉割，“小汉斯”放弃了对其父亲的攻击。他对一匹马会咬他所产生的恐惧能够毫不费力地提供这种恐惧的全部意义，即马会咬掉他的生殖器，会阉割他。但是，也正是从害怕被阉割的恐惧中，这个俄罗斯小男孩才把他希望得到其父亲的爱的愿望撤下来，因为他认为，这种关系预示着要牺牲他的生殖器——这是一个使他与女性区别开来的器官。我们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两种形式，正常而积极的形式及其相反形式，往往通过阉割情结而遭到不幸。那个俄罗斯小男孩害怕被狼吞食的焦虑观念确实不包含阉割的暗示，因为它所经历的口欲期退行使之过分远离性器欲阶段。但是，对他的梦进行分析便使更多的证据成为多余的了。他的恐怖症得以表述的形式不再包含对阉割的任何提示，这是压抑取得的胜利。 

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 

　我已在许多情况下主张，在压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属于本能冲动的力比多则被转换成焦虑。对于这个事实，否认是没有用的，尽管回忆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愉快。但是现在对恐怖症的考察，本来应该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证据，结果却未能证实我的主张，反而与之直接相矛盾。在动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自我对阉割的恐惧；而在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觉到的焦虑（这是一个未曾彻底研究过的主题）似乎是对性诱惑的恐惧——这种恐惧必定在其根源上与阉割的恐惧联系着。就目前所见，大多数恐怖症都可追忆到这种焦虑，这是自我在涉及到力比多的要求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压抑得以实施的总是自我对焦虑的态度。焦虑绝不是产生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满足于认为，在出现了压抑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预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现，那么，我今天仍然这样主张。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在不得不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力量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焦虑的强度之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我相信我已经把手指向了将力比多直接转变成焦虑的心理玄学过程。现在我却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了。的确，我发现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转换是怎样施行的。 

人们可能会问，我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个转换的观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现实性神经症”的时候，当时精神分析还远未能区分自我中的过程和本我中的过程。我发现，焦虑的发作和焦虑的一般准备状态是由一定的性活动产生的，例如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就是说，每当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现，那么，我们便可设想，力比多在通过这些障碍时转变成了焦虑。这样的设想似乎不算太轻率。我当时所做的观察仍然适用。再者，不可否认，属于本我过程的力比多是启动压抑的障碍。所以，在压抑中焦虑是由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这仍然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其他结论一致呢？其他结论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觉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而且是在自我中产生的，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相反，焦虑促使压抑启动。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这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把焦虑的这两个根源还原为一个根源也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竭力这样做，只要如此设想一下就行：当性交受到阻碍或性兴奋发生中断，或者禁欲被强制实施时，自我觉察到某些危险，便以焦虑的形式对此做出反应。但是这却使我们无处容身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恐怖症的分析似乎并不允许改正。一切都有待证明（Non liquet）。

（第五章） 
我们开始研究症状形成和由自我所发动的针对症状的第二次斗争。然而，在基于这一目的而选择恐怖症时，我们显然做了一次不幸运的选择。在这些失常现象的描述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焦虑，现在看来是一种使情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复杂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焦虑。真正的转换性癔症就属此例，即便在其最严重的症状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影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告诫我们，不要把焦虑和症状形成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怖症和转换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我觉得把他们划入“焦虑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能说，是什么决定着某一种病例究竟采取转换性癔症的形式还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说，怎样才能确定是什么决定着癔症中焦虑的产生。 

转换性癔症最常见的症状——运动性瘫痪、挛缩、不随意动作或释放、疼痛和幻觉——是宣泄过程，这些过程要么是永久保持的，要么是间歇性的。但这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症状还没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够说明，症状所取代的受到阻碍的兴奋过程是什么。通常的结果是，这些症状本身也存在于该过程中。仿佛该过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这一方面。例如，人们将发现，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在压抑出现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觉在当时曾是一种知觉；或者他的运动性瘫痪是对某种行动的防御，这种行动应该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却受到了抑制；或者他的挛缩通常是对其身体的某一其他方面的肌肉有意图的神经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惊厥表现的是从自我的正常控制下撤出来的情感的爆发。伴随着症状出现的不快感惊人地变化着。在已被移置到动作上去的长期的症状，如瘫痪和挛缩中，这种不快感几乎完全不存在，从自我对症状所采取的行动表现来看，仿佛自我和症状毫无关系；而在间歇性症状中以及在与感觉有关的症状中，一般地说，不快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疼痛的症状中不快感则达到了极端程度。我们提供的这种描述是如此多方面的，以至于难以发现一种能包容所有这些变化但又能对它们做出一致解释的因素。另外，在症状形成后发生的自我同症状作斗争的转换性癔症中，几乎找不到这个因素。只有当一个人对身体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构成了症状之时，这种症状才能发挥双重作用。当从外部触摸到身体有关部位时，疼痛的症状就会出现；当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从内部被联想激活时，疼痛的症状也会经常出现。自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症状通过外部知觉而被唤起。我无法回答，在转换性癔症中，为什么症状形成会是这样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毫无收益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希望由此能获得对症状形成的更多的了解。这种神经症的症状一般可分成两组，每一组都有一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它们既是禁律、预防措施和赎罪——就是说，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经常以象征的伪装出现的替代满足。消极的、防御的那一组症状是两者中较古老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延长，藐视所有防御措施的满足便占了上风。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利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这种成就证明自我有一种综合的倾向，对此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在极端情况下病人设法赋予他的大多数症状以（除了其原始意义之外）一个直接相反的意义。这样做，乃是对那个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种赞颂，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状是二相的（diphasic）：紧接着那种执行某种禁令的行动之后的，即便不是执行与先前对立的行动，也是先前行动的停止或取消。

从对强迫性症状的这个简单的考察中，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两种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场针对被压抑者的斗争正在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行使压抑的力量不断地失去阵地；第二种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状的形成中起特别大的作用。 

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报偿性的主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如果试图更深入地探讨其实质，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充满疑问的假设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设想。毫无疑问，强迫性神经症起源于和癔症同样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确实，每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似乎都有一个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状的基质。然而，它后来的形成却由于某种素质因素的作用走着大不相同的路线。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最后却成了虚弱无力和没有抵抗力的，以至于，当自我开始其防御性努力时，它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生殖器组织全部地或部分地回归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这个退行的事实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退行不是一种素质因素，而是一种时间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太虚弱，而是因为自我的对立面发生得太早（尽管施虐阶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时期），才使退行成为可能。虽然我不准备对这种观点表达一种明确的意见，但我却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观察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相反，观察表明，到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出现时，性器欲阶段早已经达到了。另外，这种神经症的发作开始于一个比癔症的生活时期更晚的时期——即开始于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在潜伏期到来之后。在我所能研究的一个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后才患上这种病的。这个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强迫性神经症出现的决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现，她那直到那时一直没有过的性器欲生活，通过这种病的出现而失去了其全部价值。 

至于退行的心理玄学解释，我倾向于从“本能解脱”（defusion of instinct）状态和爱欲成分的分离状态中去寻找。在后一种状态中，随着性器欲阶段的出现，爱欲成分参加了属于施虐阶段的破坏性贯注。 

在强制退行时，自我在针对力比多要求的防御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这一方面，把更一般的“防御”观念同“压抑”区分开来是有好处的。压抑只不过是防御所利用的机制之一）。或许正是在强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况或癔症病例中，我们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的动机力量是阉割情结，而被阻挡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倾向。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潜伏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超我的创造或加强，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碍和审美障碍的建立。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些过程较正常情况下尤有过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之外，还发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减，超我亦变得格外严肃和不仁慈，自我则在服从超我时，以良心、怜悯和洁癖的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尽管对继续幼儿时期手淫的诱惑进行谴责，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却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样子。而现在，手淫行为已经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观念联系起来了，然而却代表生殖器组织的不可克制的方面。这种事态存在着一个先天固有的矛盾。在这一事态中，一方面正是为了男子气的利益（就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每一种属于男子气的活动便被中止；但在这里，强迫性神经症却只过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方法。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昭示出一个真理，即每一次夸张都包含着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因为在强迫性活动伪装的表面下，被压制的手淫比以往更加接近于满足。 

我认为，应该把强迫性神经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格形成的夸张）看作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将它和退行与压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过去，对于癔症中的独特防御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种看法。看起来这个过程在癔症中仅限于压抑。自我从不合意的本能冲动离开了，让它去遵循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不再参与其命运。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种病例中，癔症症状同时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种惩罚的满足，但是，它却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为特点。 

我们可以要么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出现了严厉的超我，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点，并试图把超我的严厉性与此联系起来。确实，在作用于本我的过程中产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里发生的与退行和本能的联系。如果它变得比正常发展时更加严厉、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潜伏期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挡住手淫的诱惑。这场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出现在大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具有仪式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收集这些症状，并予以系统的分析。作为神经症的最早期产物，这些症状应该能够最出色地阐明在其症状形成中所使用的机制。它们已经展示出在发生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将会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它们倾向于和诸如睡觉、洗浴、穿衣和走路之类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在后来几乎是自动进行的），倾向于重复和浪费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华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来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历史中翻开了决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断的生殖器组织又开始了充满活力。但是，我们知道，童年期的性发展决定着青春期的这个新开端所走的方向。不仅早期的攻击性冲动将被重新唤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冲动——在不好的情况下其全部冲动——将不得不遵循压抑为它们所规定的过程，并将作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由于爱欲的倾向是以这种方式伪装起来的，以及由于自我中强大的反向作用，此后针对性欲的斗争便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了。自我将在由本我而进入意识中来的残酷与暴力的刺激下吃惊地后退，它并不知道它这是在同爱欲的愿望，包括那些无疑应作为例外的愿望作斗争。过分严厉的超我更加强烈地坚持对性欲的压制。因为它已经预先假设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反抗。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冲突在两个方面被夸大了：防御力量变得更加不容异说，被阻挡住的力量则变得更不能容忍。这两种作用都归因于一个因素，即对力比多的压抑。 

在这种认为令人不快的强迫性观念本身就是相当有意识的背景下，已经说过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受到否定。但毫无疑问，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这些强迫性观念都经过了压抑过程。在大多数强迫观念中，攻击性本能冲动实际上的言语表达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渗透到意识中去的通常只是一种歪曲的替代，这种替代要么具有一种模糊的、像梦一般的、不明确的性质，要么歪曲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认不出来。即使在压抑尚未侵占攻击冲动的内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随的情感性质。结果，在自我看来攻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冲动，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说，只是一种唤不起感情的“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强迫性观念被觉察到时，遗漏下来的情感便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超我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幅仿佛压抑并没有出现、好像它知道攻击性冲动的真实表达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样子。对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面知道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罪疚感（sense of guilt），同时又要去承担一种无法言表的责任。但是，这种事态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令人困惑。超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只不过表明，它借助于压抑阻挡住本我，同时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响。如果有人问，自我为什么不尝试从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评中撤出来，那么，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它确实是在设法这样做。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中并没有表现出罪疚感。就我们所见，在这类神经症中，自我通过形成一套新的症状，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苦行或限制而避免觉知到罪疚感。但是，这些症状同时代表着受虐癖冲动的满足，这些冲动也受到了退行的强化。

强迫性神经症在现象上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还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变化情况进行明确一致的综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辨别出某些典型的相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面临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经描述了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一般倾向。还要为受挫折情况下的替代性满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于自我的综合性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制的症状后来也开始代表满足，显而易见，这第二种含义逐渐成为两者之中更重要的。这一过程的结果与最初的防御目的的全面失败越来越类似，因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自我，它被还原为在症状中寻求满足。支持满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会产生导致自我意志瘫痪的可怕后果。因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它从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和从另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几乎同样强烈。从一开始便支配着疾病的、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过分尖锐的冲突，其调和范围可以是如此广泛，以致自我无法履行其调停者的职责，更无力处理没有被卷入到那场冲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第六章） 
　　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两种活动。它们形成了症状并且应该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压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推测以说明其目的和技术。这种辅助的和替代性的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它有助于我们说明真正的压抑在其功能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活动场景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讨一下自我以什么样的韧性来坚持它与现实和与意识的关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维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得过度贯注和爱欲化的——那么，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压抑的这些变化形式。 

我提出的两种技术是抵消（undoing）已经做过的事和隔离作用（isolating）。其中，第一种具有广泛的含义，并可追溯到非常久远。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巫术。其做法是力图借助于运动象征作用，不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经验或印象）的后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经过考虑之后才选择“消除掉”这个术语的，为的是提醒读者，这种技术不仅在神经症中，而且在巫术活动、民众风俗和宗教仪式中也发挥着作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抵消所做过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状中遇到的，在这种症状中一种活动被第二种活动抵消了，这样就好像哪一种活动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两种活动都发生了。抵消作用的这个目的是强迫性仪式的第二个潜在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现或重复出现某一特殊事件。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发现：采取预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试图通过“使某件事情未曾发生过”而消除这件事则是非理性的，并带有巫术性质。人们当然会猜想后者是两者之中更早的动机，是从人们对环境的泛灵论态度开始的。在一个人决定把某一件事视为未发生过的情况下，这种抵消的努力就逐渐变成了正常行为。但是，既然他将不对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进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后果，那么，神经症患者便力图使过去的事件本身成为不存在的。他将力图用动作手段来压抑它。同一种目的或许可以说明在这种神经症中经常遇到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可服务于许多相矛盾的意图。当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发生时，它便被一种不同方式的重复所抵消了，因此，为了进行这种重复而存在的所有动机也开始起作用了。随着神经症的进行，我们常常发现，为了抵消某种创伤体验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状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动机。这样，我们便出乎预料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动作式的防御技术，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并非不准确）压抑技术。 

我们首次着手描述的这些技术中的第二种，即隔离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也在运动领域发生过。当病人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当他自己做了某件对他的神经症有某种意义的事情时，他便插入一段间歇时期，在此期间没有更多的事情必定发生——在此期间他必须什么也不去感知，什么事情也不做。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行为，我们不久便发现它和压抑有关。我们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种创伤性的经验被遗忘症所制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会发生：经验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剥夺了其情感，它的联想性联系受到压制或阻碍，这样一来它好像是被隔离开来，不能在通常的思想过程中再现。这种隔离作用的效果和遗忘症的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这种技术在强迫性神经症的隔离作用中得到了重现；而且在此同时它还得到了基于巫术目的的动作强化。以这种方式分离开来的成分正是那些通过联想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动作隔离作用意味着保证思想联系的中断。正常的集中现象为这种神经症程序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过程或活动同时提出的要求所阻断。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离开的也不只是那些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适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适用的东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干扰的那些曾经聚集在一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分离开来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父亲情结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或者在他的爱的情绪中与其排泄器官有联系的冲动。因此，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离工作，以发挥其导引思想流的作用。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实施我们的分析技术时，我们被迫训练它暂时放弃那种作用，使之看上去明显的像平常那样。 

我们都凭借经验发现，让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尤为困难的。他的自我会更加警惕，并且做出更明显的隔离作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度的紧张。当他在进行思维时，他的自我却不得不把大量——潜意识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倾向的表现——隔离在外。一定不要放松，而是要不断地为斗争做准备。它借助于隔离作用的巫术般的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中和隔离的强迫性。对病人来说，这些巫术般的活动以症状的形式，变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这样多的实际重要性，但其本身当然是没有用的，且具有仪式的性质。

但是，在这样尽力避免思想的联想与联系时，自我服从的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触摸的禁忌。如果我们自问，当什么避免触摸、联系和传染病会在这种神经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它会成为复杂体系的主题？答案是，触摸和身体接触是攻击性的爱的对象贯注的直接目的。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但是，（在常规性武器发明之前）只能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的破坏性必须以身体接触为先决条件，进行殊死搏斗。“接触”一个女人已成为把她用作性对象的一个委婉语。不要“触摸”人的生殖器是用来禁止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c satisfaction）的一种用语。由于强迫性神经症是从阻挠爱欲接触开始的，然后，在退行发生之后，继续以攻击性为伪装阻挠接触，因此，在这种疾病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接触那样强硬规定的了，也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适合于成为禁忌系统的中心点了。但是，隔离作用却要去除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把事物从任何方式的接触中撤出来的方法。当神经症患者通过插入一段间歇期而把某种印象或某种活动隔离出来时，他是想使隔离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许他对那种印象或活动的想法与其他思想建立联想性联系。 

这就是我们对症状形成进行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几乎用不着去对它们进行总结，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贫乏且不完全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情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除了恐怖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乱中的症状形成是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这三种神经症合并在一起考察时，便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刻不容缓。这三种神经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性作为它们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三种神经症中与自我相对立的动机力量都是对阉割的恐惧。然而，唯有恐怖症中这种恐惧才能浮到表面上来并得到承认。那么，在其他两种神经症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自我是怎样使自己不产生这种恐惧的呢？我们在回忆这种可能性时已经强调这个问题，并指出，焦虑是通过一种激动（fermentation）而直接从其过程已受到阻碍的那种力比多贯注中产生的。再者，我们能绝对肯定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作用（或防御）的唯一动机力量吗？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女性的神经症，我们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虽然在她们身上可以明确地肯定一种阉割情结的存在，但我们却很难在已经发生了阉割的地方恰当地谈论阉割焦虑。

（第七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对幼儿的动物恐怖症（infantile phobias of animals）加以考察，因为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这种障碍比对其他任何障碍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须对一种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对象贯注（libidinal object-cathexis）加以抵抗——这种贯注要么属于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要么属于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相信，放过这种力比多对象贯注就等于造成阉割的危险。虽然这个问题已被讨论过，但仍有一个疑点尚需澄清。在“小汉斯”的个案——那是一个正性俄狄浦斯情结案例——中，究竟是他对母亲的喜爱还是他对父亲的攻击性才引起自我的防御呢？就治疗实践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两种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种纯粹的性爱情感。攻击冲动主要产生于破坏本能，而且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自我防御针对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知道“汉斯”对他母亲的温情依恋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后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压抑处理掉了，而症状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却在与攻击冲动的联系中产生了。在“狼人”的个案中，情况更为简单，被压抑的冲动——即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才是真正的性欲冲动，他的症状正是因这一冲动而形成的。 

说来惭愧，经过如此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还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已下定决心，对任何事实，我们既不简化，也不隐瞒。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事实，我们也将至少能够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显然是我们有关本能的理论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起初，我们追溯了力比多在其连续发展阶段上的组织结构，即从口欲期经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础之上。后来我们发现，施虐癖实乃与性爱本能相对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这一新的观点将本能划分为两种，它似乎是要使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libidinal organization）的连续发展阶段的早期理论建构化为乌有。但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基础。解决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两种本能的各种不同比例的结合体。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修改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的观点。对某一对象的施虐性贯注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力比多贯注；同时，和对母亲的温情冲动一样，对父亲的攻击冲动完全也可以被压抑。当然，为下文着想，我们需切记如下可能性，即压抑是一个与力比多的生殖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具有特殊关系的过程，而且，当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组织水平上进行自我保护时，它会采用其他一些防御方法。但是，对于像“小汉斯”之类的病例，我们依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他的身上，攻击冲动确实是被压抑了，但这一压抑却发生在达到力比多的生殖组织水平之后。 

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自我一旦认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焦虑信号，并通过快乐—痛苦动因（pleasure—unpleasure agency）（其作用方式我们尚一无所知）抑制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贯注过程。恐怖症就在这同一时刻形成，此时，阉割焦虑被引向另一个对象，并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亲阉割，而是被马咬伤或是被狼吃掉。这种替代形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爱的对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终止产生焦虑。属于恐怖的焦虑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它的对象被知觉到之后才能产生——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危险情境。害怕被父亲阉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亲根本就不在场。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但如果父亲被一只动物所取代，此时为了避免危险和焦虑，一个人只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汉斯”，实际上是给他的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他产生了不离开家的抑制，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马。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 

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ctive sign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c an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手淫（solitary masturbation）的诱惑。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恐怖症机制（mechanism of 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但这样说似乎不够深刻。如果说，症状的形成是为了避免某种危险情境，通过焦虑的产生而发出其存在的信号，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危险就是阉割的危险，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阉割的事情。 

如果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与死亡仅失之交臂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死亡感到恐惧的直接结果，并倾向于放弃阉割问题以及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问题。大多数观察过因上一次大战而造成的创伤性神经症的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成功地断言，有证据表明，对自我保护本能的威胁本身就可以产生神经症，而不必掺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然而遗憾的是，任何对这种有价值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分析都未曾有过。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这种分析会与性的病源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任何这类矛盾早就通过引进自恋这个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恋使自我的力比多贯注与对象的贯注相一致，并强调自我保护本能的力比多特点——而在于，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以对焦虑和症状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结论。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较简单的神经症结构的理解，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神经症可以仅仅产生于危险的客观存在，不需要心理结构的更深水平的参与。但是，关于生命毁灭的概念，潜意识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内容。阉割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加以理解，即粪便排出体外和断乳时失去母亲乳房的日常生活经验。但任何与死亡相类似的经验都尚未被体验过；或即使有过，也未留下任何可观察的痕迹。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即死亡恐惧应被理解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且，自我予以反应的情况是被起保护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遗弃的情况——此即命运的力量——以至于它从此再也没有对周围所有的危险进行保护的措施了。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验中，针对外部刺激的保护层被打破了，并因而造成过量的兴奋作用于心灵结构，以致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即焦虑不仅作为一种情感而发出信号，并且也从情境的经济条件中重新产生出来。 

我上面所做的论断，即自我通过反复经历对象丧失而做好预备发生阉割的准备，使焦虑问题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至此，我们把焦虑看成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信号。但现在，因为危险经常是阉割的危险，焦虑似乎就表现为对丧失、对分离的反应。虽然这一观点立即会引起大量反对性的思考，我们却不能不被一个明显相关的事实所震惊。个体最初经历的焦虑体验（对人而言）是出生。客观地讲，分娩就是与母亲的分离。这也可以比喻为对母亲的一次阉割（将婴儿等于同阴茎）。现在，如果焦虑是分离的一个象征，并在随后每一次分离场合都产生，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因下面这个事实而不能使用这个相关，即出生并不在主观上被体验为一次与母亲的分离，因为胎儿作为一种完全自恋的存在，它根本意识不到母亲作为对象的存在。另一个反对的论证是，我们知道，对分离的情感反应是痛苦和悲伤，而不是焦虑。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记得，在讨论有关悲伤问题时，我们也未能发现，为什么悲伤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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